談談我國歷史上的廉潔文化

卜憲群

　　“要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是2024年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提出的明確要求。

　　早在11年前，2013年4月19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進行第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2022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意見》指出，“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

　　廉的內涵是什么？《說文解字》曰：“廉，仄也。”從字面上看，廉本義為“堂之邊”，引申為“清也，儉也，嚴利也”。廉潔歷來被視作為政的基石，廉正清白是對官聲的褒獎。我們的祖先在數千年的政治文明發展史中，積累了豐厚的廉潔文化遺產，崇德尚廉、廉為政本、持廉守正等傳統廉潔文化精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借鑒。

一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廉潔文化是在中國社會與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

　　相傳堯舜時期，“貪”、“賄”、“侈”等現象已經出現，為政腐敗的情況也已有之。史稱縉云氏有個不成才的兒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老百姓把他與氏族內部的“渾敦”（“掩義隱賊，好行兇德”）、“窮奇”（“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梼杌”（“不可教訓，不知話言”）等“三兇”相比，冠之以“饕餮”之名，并稱“四兇”。縉云氏是“炎帝之苗裔”，其子也應該不是普通的氏族成員。當時，輔佐堯的舜果斷流放了這“四兇”。這個故事說明早在氏族社會晚期，就已經有了反貪腐的廉潔文化萌芽。

　　當歷史進入夏商周時期，以貪婪無度、荒淫無恥、縱欲暴虐為主要表現的各種腐敗現象屢有出現。面對這些腐敗現象，重視廉潔與德政的呼聲綿延不絕。中國自西周起逐漸擺脫了神本政治的束縛，重視人民在國家穩定中的作用，強調在國家治理中應當貫徹民本的理念，已經有了“政德”建設的寶貴思想。以周公為代表的周初思想家在對殷亡周興等問題的追問和思考中得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結論，認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保持政權。這些具有變革性意義的思想觀念，對我國歷史上廉潔文化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周文疲敝”、“禮崩樂壞”。“《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昏庸殘暴、貪污受賄、顛倒黑白、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自上而下，不斷出現。在興亡變幻如走馬燈般的形勢下，如何保障政權的穩固性，是各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宋國國君宋閔公在災害發生、人民遭受苦難時，首先檢討了自己的不足。對此，魯國大夫臧文仲指出：“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認為從自己身上尋找不足，是夏禹、商湯勃然興盛的重要原因；把罪過推給別人，是夏桀、商紂快速滅亡的根源之一。臧文仲提出了如何從自我完善出發破解“其興也悖（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千古命題。春秋早期政治家管子把“禮義廉恥”視為“國有四維”，“廉”是其中之一，認為“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這些都是對廉潔與否與王朝興亡周期率關系的深入思考。

　　獬豸，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法獸”，被當成廉明正直、執法公正的象征。圖為由陜西省文物局舉辦、漢景帝陽陵博物院承辦的“漢風廉韻——漢代廉政文化特展”（展期2023年12月15日至2024年5月30日）展出的獬豸。 陜西省文物局供圖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提出了考核官吏的六項標準：“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這就是著名的“六廉”說。“六廉”說將“廉”作為為官者的基本要求放在首位。對此，東漢經學家鄭玄說：“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六廉”說，把“廉”運用于政治考核領域，“廉”、“能”并重，得出了較為全面的評價官吏標準，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官吏考核的基本思想與準則。

　　秦漢時期，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一統遼闊疆域內，如何保障中央政令貫徹執行，使龐大的官吏隊伍高效廉潔，是主政者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1975年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發現的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簡，其中有一篇名為《為吏之道》的文書，教育為官者“必精絜（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無）私”，指出應當具備“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龔（恭）敬多讓。”這其中的“潔”、“正”、“慎”、“敬”、“讓”、“無私”、“忠信”、“清廉”、“善行”等，都是廉潔文化的重要內容。無獨有偶，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為吏治官及黔首》和北京大學藏秦簡中的《從政之經》中，也有“恭敬多讓”、“興徭勿擅”、“安靜毋苛”、“除害興利”、“安樂必戒”等與廉潔文化有關的內容。西漢被譽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推崇“禮義廉讓之行”，東漢思想家王符認為“清廉潔白”乃是“化之本也”的重要內容。繼承先秦以來的傳統，廉潔文化在國家、社會、家庭、個人各個層面受到全面重視。

　　及至隋唐時期，門閥士族勢力逐漸衰弱，官吏隊伍成分更新；最高統治集團的政治經驗更為豐富，國家政權自我控制約束、自我調整適應的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唐初最高統治集團為代表，吸納了先朝政權盛衰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探討了如何實現王朝長治久安的規律性。廉潔是他們高度關注的內容之一。唐太宗教育臣下要珍惜生命，猶如不能用貴重的明珠“彈雀”一樣，不能用珍貴的生命“博財物”。他說：“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陸贄是唐德宗時期的宰相，他秉性貞剛，嚴于律己，跟下屬和同僚交往的時候，堅決拒絕他們的饋贈。唐德宗專門給陸贄帶話，告訴他清廉太過、拒絕他人饋贈的話，恐怕事情就辦不成了。面對唐德宗的勸說，陸贄斷然拒絕，在一份奏章里寫道：“賄道一開，展轉滋甚。”意思是說，一旦開了受賄這個口子，必定胃口越來越大。隋唐時期，盛世的出現、皇權的加強、政局的穩定、官德的改進、效能的提高，均與當時廉潔文化盛行關系密切；反之，亂世的發生、政局的混亂、吏治的敗壞，也都與廉潔文化不彰有關系。

　　宋元明清時期，封建專制制度進一步強化，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錯綜復雜，但廉潔文化依然是封建統治者倡導和褒揚的文化，這從許多官員的自我約束中就可看出。宋代呂本中著有《官箴》，其中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名臣包拯曾言：“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元代張養浩在《廟堂忠告》中說：“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明代流傳的官箴中有“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公生明，廉生威”等內容。名臣于謙“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所居僅蔽風雨”。清官海瑞歷任高官，家中卻“蕭然不啻如寒生”。清代于成龍為官時曾定下《示親民官自省六戒》，提出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六條戒律。他在“絕賄賂”部分寫道：“夫受人錢而不與干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歷史文獻、文化經典、文物古跡中的廉潔思想，古圣先賢、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直觀體現了我國歷史上的廉潔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首歷史，弘揚廉潔文化中蘊含的寶貴思想和文化資源，有助于黨員、干部加強黨性修養，筑牢思想防線、守住廉潔底線，營造新時代崇廉拒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二

　　制度與文化互為依存、相融共進。我國歷史上的廉潔文化建設，深刻體現在制度建設之中。《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魯相公儀休喜愛吃魚，人們爭相買魚送他，他卻堅辭不受。公儀休說，收了人家的魚就要按人家的意思辦事，難免枉法，如果被免職了還能吃上魚嗎？不收人家的魚就不會被免職，這樣就能“長自給魚”。這則記載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廉政制度制約著官員的行為。公儀休之所以不敢受魚，是因為制度的底線在約束著他。

　　選人用人制度上的公正公平是廉潔文化賴以存在的重要基礎。秦漢時期，官吏選拔高度重視功勞、重視能力、重視社會評價。秦以軍功爵制代替傳統的世卿世祿制，殺敵立功，報效國家，可以獲得土地與官職。在云夢睡虎地秦簡中，有兄弟兩人寫給家里的兩封書信，信中除了濃濃的親情和鄉情，還希望家里寄來錢和布，并詢問自己所獲得的爵位獎賞到家了沒有。他們知道，雖然背井離鄉、戰場殘酷，但通過努力可以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漢代推行察舉制，察舉最重要的科目是孝廉。“孝”是孝悌，對父母孝敬，對兄弟友愛；“廉”是廉潔清白。兩漢大批官員就是通過這個制度，走出鄉里、報效國家、清廉為政。“少孤貧”的第五訪，被舉為孝廉，后任張掖太守。面對饑荒，不怕丟官，開倉賑濟，自稱“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隋唐時期推行科舉制，通過考試選拔官吏，考生自由報名，布衣之士有了更多為官的機會。

　　在官吏管理與考核上，難免存在腐敗發生的可能，也有德才關系處理上的兩難境地。為保障選人用人的廉潔性，歷代有很多制度化規定。秦漢時期就有官吏任用“試守”制度，試用合格者方可繼續。官吏任用遵循著籍貫回避、親屬回避、師生回避等回避制度。在江蘇連云港尹灣村發現的漢代東海郡官文書中，有一份《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詳細記載了東海郡100多位主要官吏的籍貫，他們不僅不是本縣人，甚至也不是本郡人，證明漢代籍貫回避制度在各地的嚴格執行。“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官吏考核遵循著德先才后的原則。漢代以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等“四行”來考察官吏品行，以戶口墾田增減、錢谷出入、治安好壞等來考核官吏能力。唐代吏部設置考功司，以德義、清慎、公平、恪勤等“四善”來考察官吏道德，以“二十七最”，即根據各部門職掌之不同，分別提出不同要求來考核官吏能力。德能并重、以德為先，體現著廉潔文化在考核中的意義。歷代對官吏日常行為要求也頗為嚴格。對官吏在職時的錢財物出入，出行時的接待消費，接受宴請饋贈，出入酒樓茶市，以及為官經商等，大多有詳盡、具體的規定。

　　監察制度經歷了悠久歷史發展過程，在中國傳統廉潔文化建設中的作用極為重要。秦統一以后，中央設御史大夫為最高監察長官，御史大夫下設御史中丞；設監郡御史，負責監督地方官吏。漢武帝時，劃分全國為十三州部監察區，以部刺史為監察官，根據武帝手訂的《刺史六條》，監察郡國守相二千石高官及其子弟和豪強的各種不法行為。唐朝正式確立了一臺三院的監察體制，以御史臺為中央最高監察機構，御史臺以下分設臺院、殿院、察院。宋朝在地方建立了監司、通判監察體系。監司是由皇帝派到路一級的負責監督地方軍、政、財、刑的四個機構，彼此互不統屬，直接對皇帝負責。通判是州的監察官，負責監察知州及所部官吏。明朝建立以后，改御史臺為都察院，特別重視御史巡按地方，將全國劃分為十三道監察區，定期或不定期派御史巡按監察。我國古代巡察官員代表中央，權威性極強，“御史出巡，地動山搖”，“八府巡按，手捧尚方寶劍，八面威風”。眾所周知的狄仁杰等御史清官鐵面無私、懲惡揚善，他們的故事至今傳為美談。清朝編成《欽定臺規》，統一中央和地方的監察法規于其中，分為訓典、憲綱、六科、各道、五城、稽察、巡察和通例等八類，既是清朝最重要的一部監察法典，也是中國古代最完備的一部監察法典。

三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堅定歷史自信、掌握歷史主動，方能贏得光明的未來。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歷史智慧，多次引用傳統廉潔文化內容。2014年3月，在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總書記提到張伯行的《卻贈檄文》。張伯行歷任福建巡撫、江蘇巡撫、禮部尚書，為謝絕各方饋贈，專門寫了一篇《卻贈檄文》，其中說道：“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這警醒我們，小事小節是恪守廉潔的第一道防線，良好作風是在小事小節中建立起來的。2015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三嚴三實”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總書記提到“康熙不取靈芝”的故事。有一次，廣西巡撫陳元龍給康熙奏報，采到一枝高一尺余、狀如云氣的靈芝，并引用《神農經》中“王者慈仁則芝生”的話。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史冊所載祥異甚多，無益于國計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給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古代統治者也明白，各級官員不務實，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其封建統治是要垮臺的。這警醒我們，要時刻把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016年1月，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總書記提到“莫用三爺，廢職亡家”的諺語。“三爺”是指三類關系密切的“至親”：“子為少爺，婿為姑爺，妻兄弟為舅爺。”這警醒我們，為官之人，切切不要對“三爺”這類至親放縱，否則便可能導致丟官破家的結局。2017年1月，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總書記提到“四知拒金”的典故。東漢王密為報楊震提攜之情，晚上準備了金子送給楊震，并說：“現在是深夜沒有人知道。”楊震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拒禮。這警醒我們，覺悟對一個人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重要意義。有覺悟方能辨是非、明公私，有覺悟方能養正氣、祛邪氣。這樣的內容，總書記講了很多，從官德修養的“直而溫，簡而廉”，到家風建設堅決防止和反對“衙內腐敗”；從防范小事小節的“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到改進作風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提醒全黨同志要清清白白為官、干干凈凈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圖為2024年1月18日，由江蘇省南通藝術劇院越劇團創排的大型原創廉政越劇《風梅圖》首演。該劇講述了清朝“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任知縣時的一系列事跡，生動展現了其心系蒼生、清正廉潔、勇于擔當的精神品質。 視覺中國 徐培欽/攝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黨自我革命必須長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全面從嚴治黨，既要靠治標，猛藥去疴，重典治亂；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養文化，守住為政之本。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是建設廉潔政治、涵養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關于為什么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強調“思想純潔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純潔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領導干部做到清正廉潔的基礎”；“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關于如何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帶頭落實關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意見”；“深入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傳承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激發共產黨員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看成是極大的恥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風，督促領導干部從嚴管好親屬子女”；“積極宣傳廉潔理念、廉潔典型，營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風尚”。關于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修身正己，強調“倡導和弘揚忠誠老實、光明坦蕩、公道正派、實事求是、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等價值觀”；“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把干凈和擔當、勤政和廉政統一起來”；“用廉潔文化滋養身心”。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充分彰顯了我們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高度自覺，為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

　　新時代以來，不斷完備的制度體系、嚴格有效的監督體系，使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國共產黨章程》把“清正廉潔”與“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一道，明確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基本素質。《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把“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單列一款，強調“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務”。《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緊扣廉潔自律主題，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樹立了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關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意見》把加強廉潔文化建設作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礎性工程。2023年12月，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全文發布，關于廉潔紀律增寫1條、修改18條，進一步加強對黨員、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經常性監督。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和黨章黨規黨紀的新闡釋新規定，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新時代廉潔文化的內容，賦予其強烈的時代氣息，指引推動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實起來、強起來，不斷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會清朗。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偉大實踐進行深刻總結時指出，“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不斷形成和發展”。

　　如何始終保持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是我們這個大黨必須解決的獨有難題之一。新征程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從傳統廉潔文化精華中汲取營養和智慧，鍥而不舍建設新時代廉潔文化，持之以恒凈化政治生態，就一定能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