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先后多次修改，這是其中的一稿。

　　“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當前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兩個維護”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政治經驗，是新時代我們黨以偉大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成功實踐的重要結晶，也是全黨在新時代革命性鍛造中形成的普遍共識和共同意志。從黨的歷史視角看，“兩個維護”源于黨的寶貴歷史傳承，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重要經驗的升華。重溫《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和理解“兩個維護”的重大意義。

　　一、維護黨的核心、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黨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共識

　　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我們黨第一次對黨的歷史經驗作出的系統總結，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決議》總結了黨從成立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時期、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的正反兩方面的斗爭經驗，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了正式總結。《決議》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準備。

　　70多年過去了，翻開這個《決議》，全黨對于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有了自己堅強領導核心的那份欣喜和振奮，對于黨的領袖的由衷欽佩和自覺維護，仍躍然紙上。《決議》在第一段就鮮明地指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

　　《決議》的第二段強調：“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決議》最后滿懷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可以說，《決議》通篇都貫穿著對自己的領袖毛澤東的愛戴和維護、自豪和自信。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話，決不是一般的口號，而是全黨發自內心的共識。《決議》從1941年醞釀到1945年最后通過，前后歷時4年多的時間，貫穿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整風的過程，《決議》起草的過程，六屆七中全會會議的過程，實際上是我們黨對自己的歷史不斷進行總結和反思的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全黨對于毛澤東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的地位，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識，形成了堅定維護毛澤東核心和領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1942年，劉少奇就在一個報告中指出：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煉的堅強干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3年，在延安整風期間的一次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周恩來就說過：“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朱德在1943年10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講到自己在黨領導下革命20年的經歷時說：實踐證明，有毛主席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主席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主席辦事的本事。任弼時也說過：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又看到毛澤東在處理國共關系、領導整風運動以及對各種政策之掌握，對毛澤東則完全“愛戴佩服”，而且“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張聞天在《決議》修改過程中，曾在末尾加了這樣一段話：“大會欣幸的指出：黨經過了自己的一切成功與失敗，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第一次達到了這樣的一致與團結!這是要勝利的黨，是任何力量不能戰勝的黨!” 由于張聞天親身經歷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還一度在黨內“負總責”，他的這段話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我們黨在經歷了一切成功與失敗后形成的共識。正是有了這樣的共識，才能出現這樣的奇跡：在那些烽火連天的歲月，中共中央在偏遠貧瘠的陜甘寧邊區，一不發錢，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就靠著滴滴答答的電報，指揮黨在全國的組織和武裝，卻能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始終保持一錘定音的權威。

　　二、有沒有一個成熟穩定的領導核心，能否確保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關乎黨的事業成敗、關系黨的前途命運

　　從《決議》對黨的歷史的回顧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她的成長早期更是充滿了挫折和磨難，甚至到了瀕臨失敗的危險境地。

　　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在領導機關占了統治地位，以至于在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不能組織有效抵抗，導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在革命危急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繼續革命，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八七會議容許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等。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后繼續滋長，到了1927年11月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左”傾盲動主義不但不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后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這個錯誤執行了不到半年，1928年4月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

　　但是，“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的刺激下再次發作，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在錯誤認識指導下，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實行這個計劃的地方，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損失，所以這次“左”傾路線遭到廣大干部和黨員的反對，其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3個多月）。真正嚴重的是，在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斗爭中，一種更“左”的帶有強烈宗派主義立場的思想滋長蔓延起來，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損失。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占據統治地位，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隨著1933年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左”傾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各根據地進一步貫徹執行，其導致的嚴重惡果，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主力被迫長征，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30萬人減到3萬多人，共產黨員從30萬人減到不到3萬人。一直到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才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

　　在這一時期，出現這些“左”傾錯誤、導致這么多挫折的原因是復雜的，但其中非常突出的一個原因，就是鄧小平后來總結的：“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 正因如此，《決議》在敘述了黨的歷史上的諸多失誤后，深刻指出：“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決議》把“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作為“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說明歷史的經驗、歷史的邏輯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黨中央的領導對于黨的事業的成敗、黨的前途命運是多么重要。此后歷史的發展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歷史經驗和歷史邏輯。遵義會議以后，我們黨逐步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有了自己深孚眾望的領袖，確立了強有力的黨中央權威，黨的事業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績。

　　三、維護黨的核心和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原則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我們黨從一開始就是按照這一原則建立起來的。民主集中制的要義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發揚黨內民主使全黨智慧充分發揮出來，全黨智慧必須得到正確的集中，而領導核心就是集中集體智慧的“大腦”和“樞紐”，因此，維護黨的核心和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民主集中制的題中應有之義。《決議》上升到黨的紀律和黨的建設的原則的高度，對于這方面的歷史經驗進行了總結。

　　《決議》在回顧黨的歷史、批評宗派主義時指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次“左”傾路線，不但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也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組織路線；不但形成了脫離黨外群眾的宗派主義，也形成了脫離黨內群眾的宗派主義。全黨對于企圖分裂黨的行為，也同樣進行了斗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

　　《決議》對于錯誤組織路線產生的原因也進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別由于中國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會和幫口行會的社會環境，小資產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種傾向反映到黨內，就造成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線的錯誤的組織路線。黨長期地處在分散的鄉村游擊戰爭中的情況，更有利于這種傾向的發展。這種傾向，不是自我犧牲地為黨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黨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壞黨和人民的利益來達到個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黨的聯系群眾的原則、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不相容的。這種傾向，常常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如官僚主義、家長制度、懲辦主義、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鬧獨立性、行會主義、山頭主義等，這些都破壞著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和黨內的團結。

　　《決議》的分析是有所指的，也是從我們黨痛苦的經歷中得出來的。1936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與中央產生分歧。他自恃實力雄厚，開始向黨中央討價還價，當中央不接受他的條件后，他悍然率軍南下，另立“中央”，這不僅給紅四方面軍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給紅軍主力勝利會師帶來嚴重影響。王明也一樣。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國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試圖以個人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在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反對毛澤東提出、洛川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政策； 1938年3月24日他擅自以中央名義遞交《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作《論持久戰》講演，這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讓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盡快刊登，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卻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再版。王明這種不尊重、不服從黨中央領導的行為，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在黨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以至于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么重要的報告，都不能引起足夠重視。 也正是在同王明錯誤路線的斗爭中，全黨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和維護毛澤東核心地位的重要。

　　《決議》通過后，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一切同志，要在這個歷史決議案下團結起來，像決議案上說的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同時毛澤東還指出：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可見，向黨的核心看齊，向黨中央看齊，這是我們黨通過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強自身建設的經驗結晶和規律總結。

　　四、用理論上的清醒促進政治上的堅定，喚起維護黨的核心的行動自覺

　　沒有理論上的清醒，就沒有政治上的堅定。理論上的清醒，是政治堅定的前提和保障。《決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清是非，促進全黨理論上的清醒。《決議》以一系列事實告訴全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中國人民的領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因為他表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因為他代表了黨和人民事業正確的方向、勝利的方向，符合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決議》在對遵義會議以前黨的歷史進行系統總結時，分別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凸顯了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的正確性。在政治上，毛澤東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正確地指出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國范圍內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冒險的進攻必然要招致失敗；但在反動政權內部不斷分裂和戰爭、人民革命要求逐漸恢復和上升的時候，黨和紅軍可以運用“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策略原則，在白色政權包圍中創建和逐步擴大紅色根據地。在軍事上，毛澤東強調軍隊必須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充分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實行正確的戰略戰術，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在組織上，毛澤東強調黨要創造一個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模范，創造一個正確地進行黨內斗爭和正確地保持黨內團結的模范。在思想上，毛澤東強調要堅持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著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相結合，具體分析國內外黨內外的現實情況及其特點，具體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用以解決中國革命的各種實際問題。《決議》把毛澤東的思想和 “左”傾錯誤的主張都擺出來，兩種領導前后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澤東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正如《決議》所說的：“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決議》一個月后，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從此我們黨在理論上真正成熟起來，理論上的成熟和清醒也使全黨對于維護黨的核心更加自覺，更加充滿自信。七大結束后，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慶祝七大閉幕的社論中給予高度評價：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全體黨員所公認的領袖，中國人民有了自己從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領袖，這就十倍百倍加強了黨的團結，這就標志著黨已經成熟，標志著它是將要勝利的黨。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知道只要跟著他一路前進就一定會勝利，就會達到百余年來無數先烈拋頭流血以求實現的目標，這就十倍百倍增強了人民的解放意志與勝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強了人民的力量。正如這篇社論所預言的，此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后，經過人民解放戰爭，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重溫歷史是為了啟迪當下，創造未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事業之所以能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就是因為有習近平同志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的堅強領導，有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在審視和把握日益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發展大勢中，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進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戰略判斷高瞻遠矚，政治領導嫻熟高超，人民立場鮮明堅定，歷史擔當強烈堅定，充分證明不愧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場偉大社會革命，要求我們必須時刻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在思想上高度認同，政治上堅決維護，組織上自覺服從，行動上緊緊跟隨，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是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順利發展的根本前提，也是黨的歷史的重要啟示。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