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要善于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不斷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提供科學思想方法。”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要全面學習領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系統掌握這一思想的基本觀點、科學體系，把握好這一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諄諄教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自覺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
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恩格斯曾經十分深刻地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高度重視思考問題、分析研究問題的方式方法，并且善于從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角度提出問題、分析問題。一般地講，思想方法是指人們在一定世界觀指導下觀察、研究事物和現象所遵循的規則和程序，思維方式是指人們思考問題、進行抽象思維的方式，是主觀認識客觀現實，在思維中反映和把握客觀現實的方式。
從我國已翻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馬克思、恩格斯先后使用過思想形式、思想方式、思想方法，思考方式、思考方法，思維形式、思維方式、思維方法等一系列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資本主義思想方法的錯亂在這里達到了頂點，資本的增殖不是用勞動力的被剝削來說明，相反，勞動力的生產性質卻用勞動力本身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即生息資本來說明。”又如，1881年8月，恩格斯在研究了馬克思寄給他的數學手稿后回信說：“昨天，我終于鼓起勇氣，沒用參考書便研究了你的數學手稿，我高興地看到，我用不著參考書。為此我向你表示祝賀。事情是這樣清楚，真是奇怪，為什么數學家們要那樣頑固地堅持把它搞得神秘莫測。不過這是那些先生們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的。”馬克思1868年3月在給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朋友路德維希·庫格曼醫生的信中寫道：“杜能是有一些動人的東西的。梅克倫堡的這個容克（不過他有德國人的思維方式），把他的特洛夫莊園看作農村，把梅克倫堡的施韋林看作城市，并從這些前提出發，借助于觀察、微分學、實用會計學等等獨自構想出李嘉圖的地租論。這是可敬的，同時也是可笑的。”這里指出了“德國人的思維方式”。又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論述道：“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他們中最博學的人物亞里士多德就已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學雖然也有辯證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但是特別由于英國的影響卻日益陷入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8世紀的法國人也幾乎全都為這種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專門哲學著作中是如此。”不難看出，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中，思想方法、思維方式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
從我們黨對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概念的使用看，思想方法是基于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立場觀點的認識問題的方法，具有根本性，而思維方式是思考問題的具體方式，具有從屬性。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則主要使用了思想方法的表述。他們站在人民立場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解決思想方法問題放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各項工作十分突出的位置。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后，陳云同志奉命前去莫斯科。在完成赴蘇聯聯絡各項任務的同時，他反復思考，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他聯系自己的經歷，一開始認為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經驗少。但聯想到陳獨秀、李立三這些有學問、有經驗的人也會犯錯誤，就覺得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弄清楚。抗日戰爭爆發后，按照中央安排，他返回延安工作，其間三次向毛澤東同志請教這個一直困擾他而沒有找到滿意答案的重要問題。第一次，毛澤東同志說，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要多學點哲學。第二次，毛澤東同志指出，犯錯誤不是經驗少的問題，而是思想方法問題，還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但也犯錯誤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同他談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同志又一次闡明犯錯誤的原因是由于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毛澤東、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及講話，都對思想方法作出過深刻論述。
從方法論的層面看，我們黨的歷史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部從根本上不斷解決并優化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歷史。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深切地認識到黨內的思想矛盾是會經常發生的，必須使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辨別是非、觀察問題，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為提高黨內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1941年9月，中央決定“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或省委之委員，八路軍新四軍各主要負責人，各高級機關某些職員，各高級學校某些教員為范圍”成立高級學習組，統歸以毛澤東同志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按時指定材料，總結經驗，解答問題”。首要的學習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同年11月，制定了《高級學習組組織條例》，提出“理論組以研究政治理論與思想方法為目的”。延安整風運動的勝利開展，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對過去黨內的錯誤從社會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從而把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路線上來。黨的七大進一步把實事求是上升為黨的思想路線，實際上就是把實事求是確定為全黨必須始終堅持的根本思想方法。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順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并深刻論述思想方法問題。1944年7月，毛澤東同志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指出：“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1957年3月，毛澤東同志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指出，“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系。我們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1958年11月，在同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毛澤東同志指出，“矛盾有正面，有側面。看問題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個方面”，“這種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華分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北京的編輯部要有”。他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著作，無一不在思想方法上總結中國革命、建設的規律和經驗。《實踐論》《矛盾論》更是從哲學認識論上向領導干部深刻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實現偉大歷史轉折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黨就通過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重大歷史問題作了科學總結和客觀評價，進一步將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恢復到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在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高度重視思想方法問題，曾深刻指出：“現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目前的問題是，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陳云同志也一直倡導黨員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思想方法，曾深刻指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在這一過程中，江澤民同志高度重視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曾深刻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也必須符合現代化建設的要求，本身也應現代化。而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現代化，也就是要按照科學精神來觀察、思考和解決各種問題。”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一過程中，胡錦濤同志高度重視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曾深刻指出，“要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既發揚開拓創新的革命精神，又堅持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養成勤于思考、勇于實踐、善于創新的良好習慣，不斷打開工作新局面”，要“勇于沖破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束縛，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創立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是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領，是指導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號召全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我們黨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把解決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問題擺在突出位置并貫穿于治國理政中。堅持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辯證法的統領下，綜合運用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作出了原創性貢獻，開拓了中國共產黨人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新境界。這是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深刻方法論依據。
黨的歷史和實踐反復證明，什么時候思想方法正確、思維方式科學，事業就發展順利；什么時候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出問題，事業就會遭遇挫折。科學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以深入開展主題教育為重要契機，切實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轉化為自己的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踏踏實實做好各項工作，不斷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添磚加瓦、增光添彩。
責任編輯：王 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