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作用”。在當今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在我國已經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之時，我們要更加深刻地認識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作用，推動其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對人民政協認識的逐步深化

　　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有深厚的歷史土壤與內在的歷史邏輯。解放戰爭時期，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運動繼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進一步加強。各民主黨派和廣大無黨派民主人士日益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著名的無黨派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認定中共提出的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符合于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懇切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同年春，毛澤東同有關人士談話時提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這標志著民主黨派地位的根本變化，各民主黨派走上了新的歷史道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對新中國建設事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和毛澤東同志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奠定了后來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礎。

　　籌備成立新中國的工作，是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進行的。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人民政協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1952年9月，此前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已經屆滿。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任務宣告結束。1954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舉行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并通過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就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等作出規定，為我國長期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1978年，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200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人民政協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結合新的實踐科學回答了人民政協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人民政協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新時代人民政協黨的建設工作的若干意見》等重要文件，修訂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等，對于推進人民政協工作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現實意義

　　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所面臨的內外形勢、所肩負的使命任務發生重大轉變，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作用更加重要。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要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作用，對各民主黨派以本黨派名義在政協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作出機制性安排”這一重要論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從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獨特優勢來看。在現實政治實踐中，人民政協在世界各國政治制度之林中獨樹一幟并富有活力。在我國的主要的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所體現的是人民主權原則，各級人大代表是按地域按人口比例、通過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而產生的，人大代表個人不論屬于哪一個黨派，都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現的，因此，在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不體現黨派關系。而在人民政協制度中，人民政協是按界別構成的，各個黨派是以黨派的名義參加人民政協，在國家政治制度中人民政協是體現黨派關系的制度設計。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從國家制度方面看，人民政協是我國獨一無二的專門協商機構，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是獨特而無可替代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因此，“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實行新型政黨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作用”，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很有意義。

　　從中國政治道路成熟穩健，制度自信增強提升來看。縱觀世界，各國各有其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而由于客觀情況和主觀努力的差異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和區別，甚至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制度體系下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效能也有很大差距。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新型政黨制度在多黨合作全心全意為人民辦事、穩定持久為人民辦事、集中力量為人民辦事的政治優勢方面效果突顯。特別是在國家社會發展中顯示出巨大優勢，既能解決于當前，又能著眼于長遠，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以來對世界各國沖擊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是對國家能力、治理水平、衛生防控體系以及社會政治制度承壓能力的全方位測試與重大考驗。中國是疫情發生以來第一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充分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

　　從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演變來看。當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實行政黨政治，政黨和政黨制度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內政外交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加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演變， 英國脫歐、美國呈現內政外交的混亂等，西方國家政黨政治正在發生的種種變化和變異，暴露其自身的結構性問題。美國不再是溫和的兩黨制，民主、共和兩黨的理念和價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亂象表現和斗爭的激烈程度與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之間形成鮮明對比。歐洲國家傳統的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老態疲憊，困難重重，民粹主義政黨和極右翼政黨興起并登堂入室。今天的中國，以政治制度為保障帶來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令世界刮目相看，政黨制度不同是“中國之治”和“西方之亂”的一個制度因素所在。

　　（作者：浙江〈嘉興〉中外政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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