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要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用黨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人，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激勵人，培養造就大批堪當時代重任的接班人。”結合不同時期的中心工作與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對自己的成員進行黨性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有力地推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進程，為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確保全黨團結統一、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提供了重要保障。縱觀百年黨的歷程，黨性教育不僅取得了顯著成效，而且積累了寶貴經驗。回顧、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對加強和改進新時代的黨性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夯實黨性教育的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深刻揭示了社會的發展變化規律，來源于實踐、付諸于實踐，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實踐，武裝黨員頭腦，夯實黨性修養思想基礎。黨在幼年時期，由于大部分黨員對馬列主義的了解還不系統不深入，黨把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作為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通過創辦刊物、出版著作、編印材料、加強干部教育等途徑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等領導人通過舉辦邊界黨團訓練班、創辦軍官教導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創辦干部院校等形式，著力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隨著環境的相對改善，黨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提到中國革命的戰略高度，認為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這一時期，延安上下掀起了“吃小米飯，攻理論山”的學習高潮。新中國建立后，黨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實踐，1951年2月，中央頒布了《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要求全體黨員無例外地、不間斷地、有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全黨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先后掀起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學習高潮。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作為理論教育中心內容，把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黨員干部學習教育的重中之重，堅持用這一思想武裝頭腦、凝聚共識、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共產黨人的看家本領。新時代的黨性教育，既要向馬克思請教，認真學習他的著作，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理論。當前，必須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努力掌握蘊含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觀點和方法，不斷夯實新時代黨性修養的理論基礎，把握黨性教育的方向。
服從和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不斷增強黨性教育的時代性
黨性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激發廣大黨員干部自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更好地完成黨在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百年黨性教育實踐總是從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出發，圍繞黨的重大戰略方針和戰略任務來部署。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擴大黨的影響、發展紅軍隊伍、壯大階級基礎是當時的中心工作。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從實際出發，把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紀律觀念、工作能力、文化知識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目標。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逐漸走向成熟的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救亡的大旗，提出了“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把形勢任務教育、政策路線教育和戰略戰術教育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內容。抗戰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要矛盾由中日民族矛盾轉為國內階級矛盾，黨及時調整了黨的方針策略和黨性教育的目標內容，加強了形勢任務和革命前途教育、階級觀教育和土改政策教育、組織紀律教育和黨的政策教育。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黨的總任務由革命轉向建設，先后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社會主義強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為此，黨確立了政治、理論教育與文化、業務教育并重的原則，把提高黨員干部的治國理政能力、經濟管理水平和拒腐防變意志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目標，廣大黨員干部的黨性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中得到了鍛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工作重心實現了重大轉移。為更好地服務和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把提高政治理論水平與經濟管理能力、夯實執政基礎與應對風險挑戰、加大改革創新與確保發展穩定結合起來，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強了“兩個文明”和“兩個務必”教育以及宗旨作風教育。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使廣大干部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黨性教育又強化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心內容的理論學習，突出了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黨性觀念、宗旨意識教育，加大了專業化能力和知識培訓。
百年黨性教育的歷史充分證明，黨性教育要取得實效，就必須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背景中去謀劃，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不斷豐富和深化。這一經驗啟示我們，新時代的黨性教育必須融合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整體戰略布局之中，自覺服從服務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時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立足于解決黨內的重要問題，不斷增強黨性教育的針對性
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在百年黨性教育歷程中，黨始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力求解決黨員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井岡山斗爭時期，為阻止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蔓延，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清除了黨內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提高了黨的戰斗力。在開創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過程中，針對黨內出現的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忽視根據地建立、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古田會議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要求從黨內教育做起，提高黨內政治水平，肅清黨內各種偏向。紅軍長征到達延安以后，針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思想作風及“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和“不服從、不尊重黨與組織、不遵守紀律”等錯誤傾向，黨開啟了延安整風運動，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加大了馬列主義理論、黨的策略方針、黨內民主意識、宗旨作風等教育，統一了全黨思想，純潔了隊伍。解放戰爭時期，針對基層黨組織出現的成分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現象，黨在全國開展了“三查”、“三整”。同時，針對黨內潛在的驕傲自滿、居功自傲等問題，開展了形勢任務、組織紀律和革命斗志教育，有效地預防了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新中國建立后不久，針對黨的隊伍成分復雜、思想不純、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居功自傲逐漸滋長以及少數基層組織渙散無力等問題，黨強化了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的作風教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針對黨內思想僵化、官僚主義、家長制和特權思想等問題，用三年時間在全黨范圍內開展整黨活動。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黨內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突出問題，黨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完善制度體系、嚴肅政治紀律規矩、規范政治生活，進一步加強黨員干部的理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作風宗旨教育、黨章黨規教育、道德品行教育，實現黨風政風的根本好轉。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是復雜的，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因素也是復雜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新時代的黨性教育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強化問題意識，及時發現了解黨員干部隊伍中出現的不良思想苗頭和傾向性問題，有的放矢地通過組織整頓、思想教育、情感疏導等多種途徑予以解決，不斷提升黨性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積極進行方式方法創新，不斷提升黨性教育的實效性
創新是發展的不竭動力，也是黨性教育取得實效性的重要保證。在百年黨性教育實踐中，黨不斷探索黨性教育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鑒于黨員的文化和政策水平普遍偏低，毛澤東等領導人特別重視黨內各種組織和會議對黨員干部的教育作用，并把黨性教育融合于行軍打仗、生產生活、文化教育之中，如把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紀律編為識字課本，轉化為標語、口號、歌謠、漫畫等內容，使黨性教育內容易懂易記易傳。延安時期的黨性教育，一方面繼承了中央蘇區時期黨性教育方式，如成立學習組、開展小組討論、領導做報告，另一方面又創新出許多新方式，如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閱讀指定教材、開展調查研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做好黨員日常教育的同時，中央先后組織開展了“三講”教育活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等。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又先后開展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同時，各級干部教育培訓機構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積極探索黨性教育新的方式方法，現場體驗、社會實踐、情景模擬以及案例教學、音像教學、網絡教學等方式方法逐漸增多，增強了黨性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百年黨性教育實踐探索出的黨性教育方式方法，是黨在不同時期對黨性教育認識的理性思考和創新，對此我們既要總結好繼承好，又要結合時代發展，與時俱進、勇于創新，堅持守正與創新、理論與實踐、內容與形式以及集中教育與日常教育、線上和線下、傳統與現代相結合，不斷增強黨性教育時代性、鮮活性和實效性。
加強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建設，不斷發揮黨性教育主渠道作用
黨校、干部院校、黨性教育基地等干部教育培訓機構是黨開展黨性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是黨員干部加強黨性鍛煉、提升黨性修養的熔爐。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十分重視發揮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在黨性教育中的引領作用。黨的一大通過的《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中明確提出，一切產業部門都要成立工人學校，并逐漸使之成為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黨在安源、北京、上海、湖南、廣東、武漢等地陸續辦起黨校，著手對黨員開展培訓。井岡山斗爭時期，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毛澤東通過創辦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和邊界特委黨團訓練班，組織黨員干部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中央蘇區時期，初步建立了職責清晰、管理有序、特色鮮明的干部教育培訓機構，除大家比較熟悉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央黨校前身）、蘇維埃大學，以及軍隊系統內的中央紅軍學校、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等著名機構外，還有各級各類干部訓練班、干部院校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延安時期，干部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期。除中央黨校外，還建立了陜北公學、八路軍軍政學院、陜甘寧邊區行政學院等干部院校。以理論教育和社會實踐相結合、教員的主導作用與學員的主體地位相結合、提高黨性修養與增強工作能力相結合為主要特點的“抗大”黨性教育模式影響至今。新中國建立前后，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建設進入了快速化、系統化和規范化發展階段，通過調整、改組、新建，完善了高級、中級、初級三級黨校體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各級黨校逐步突破了原有的教學框架，把黨性教育作為必修課，寓于教學的全過程。中央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局出發，創辦了中國浦東、井岡山、延安三所國家級干部學院。在三所學院的引領示范下，各級黨組織又充分挖掘和利用當地革命歷史資源，建設了一大批黨性教育基地。黨的十八大以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凸顯。特別是2015年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之后，黨性教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各級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堅持“黨校姓黨”，突出黨的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大大地提高了黨性教育的課程比重。
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因黨而立，因黨而興。各級干部教育培訓機構要認清自身的科學定位和職責使命，把黨性淬煉放在干部培訓的突出位置，貫穿于教育培訓全過程，為黨的事業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和精神動力。
（作者：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陳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