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刻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黨都注重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新的征程上，繼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于創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新的輝煌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文化價值。我們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傳承和弘揚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以人為本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早在《尚書》時期，皇天的旨意就通過民人的心意表達出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段文字是在論證以周代商的合法性，說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從人的本性中發掘出“仁”的內涵，指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人發揮出他的本性，就具有了可與天地比肩并立的神圣與尊嚴。這就是《中庸》所講的“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盡其至誠本性，助推他人和萬物各成其所是，這就行使了化育萬物的天地職責，藉此人的價值可比天地。因此以人為本之“人”并非裁制萬物的人，而是具有道德屬性的人。

　　傳承和弘揚和而不同的辯證智慧。中庸辯證作為中華文化獨特的處事方式，來自先民對差異性的統一，即“和”的認識。《國語》有言：“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萬物生長繁育，不同要素要配合得當，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老子也講：“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化傳統總體上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但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都把差異看作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矛盾雙方互為前提。“差異”不僅是事物本然狀態，而且蘊含事物發展的生機。差異事物的彼此協調就是“和諧”，這種協調需要掌握合理的分寸，這個分寸就是“中庸”。孔子講：“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無論質樸還是文采，走向極端都是對“君子”本意的遮蔽，因此要在質文統一中理解君子的內涵。在對立兩極中尋找合適的分寸和尺度，這就需要辯證智慧。中庸辯證的處事方式，使中華文化貴和尚中、包容厚重，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中，不斷吸納外來文化強大自身。近代以來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不斷嘗試，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此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碩成果。

　　傳承和弘揚知行合一的踐履精神。知行合一是王陽明總結提煉的概念。《傳習錄》記載其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里的知、行皆言道德。對良知的體認引導人躬行道德，道德踐履又是人對本性良知的證實和落實，因此知、行實則一事。由于行是人性內涵的具體表現，傳統文化更看重行。《論語》即有“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的說法，孔子也講過自己的轉變：“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家語》甚至有“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的說法。在高揚人的道德價值的文化傳統中，“對人性的覺知”與“人性的實現”很自然由人這一道德主體關聯起來，因此知行合一的態度是中華文化的必然主張。這一主張也產生了務實篤行的民族性格和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明代官員和思想家王廷相甚至提出了“實踐”的概念。他批評近世學者有二弊：“一則徒為泛然講說，一則務為虛靜以守其心”，兩者“皆不于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既非空論亦非守心，唯有切實踐履才能真正獲得事務之理。相較而言，西方文化的知識論傳統是以理論體系把握客觀世界，關于世界的知識一經形成，人的任務也即完成。理論知識與人的生活之間缺少必要的關聯，致使理論與實踐容易分作兩端。馬克思批判哲學家們“只是解釋世界”，并以“實踐”概念顛覆歐洲哲學傳統，根源即在于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揚人的價值，以辯證智慧合理應對世事，并以知行合一的踐履精神躬行理想。知行合一的傳統使我們在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更加重視理論的實際效果，并依靠實踐檢驗理論的真理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取得成功。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覺的傳承者和弘揚者。100年來，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重視挖掘中華5000多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書寫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歷史。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迎來強起來的波瀾壯闊的偉大歷程，正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詮釋。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言，表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兩個方面本質上是同一過程和同一事件。未來中華民族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國際政治云譎波詭、文化沖突日益凸顯中，更需要吸取歷史經驗，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厚重開放、堅強有力的文化精神為中華民族未來發展持續不斷提供深層支撐。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堅守馬克思主義，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立足解決中國社會實際問題。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回顧黨的百年歷史，解決中國社會實際問題始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現實動力。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征程上，我們堅持把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價值動力，順應時代潮流，進行理論創新，以磅礴力量創造歷史偉業。

　　立足滿足人民群眾現實需求。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與生俱來的理論品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人民獲得解放是馬克思畢生的追求。我們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凝聚起眾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創造歷史偉業”。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同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關鍵特質就是，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以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為奮斗目標。正因如此，黨才能獲得來自廣大人民群眾源源不斷的支持，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是為了解決中國社會實際問題，更是站穩人民群眾的立場、滿足人民群眾各方面需求的現實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要求，也是中華文化的政治智慧，更是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經驗。

　　創造中國風格的話語表達。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話語表達上要“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最堅實的文化語境與語言基礎。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具有中國風格的話語表達方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客觀要求和現實需要。只有這樣，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才能更好地為人民群眾理解和接受、認同和信仰、掌握和運用，進而轉化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物質力量。實踐證明，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也日益獲得了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表達方式。從革命戰爭時期的“槍桿子里出政權”，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再到今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這些話語方式都體現了中國風格和中國智慧，不僅具有時代特色，而且更容易被人民群眾理解和接受。新的征程上，要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注重把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有機統一，更好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

　　（作者：北京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陳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