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挖掘其豐富內涵，以利于更好堅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文獻語言學是研究中國歷史、傳統文化、語言文字的基礎學科，大力發展文獻語言學對于挖掘、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古代文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對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豐富多樣，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首先就要從保護和研究這些載體入手。巖畫、雕塑、建筑、器物、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都是這樣的載體，而數千年綿延不絕的古代文獻則是最主要、最全面、最系統的載體。無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都是特定時代的文化產物，這些文獻記錄著用特定時代文字書寫的特定時期的語言，真實地保存著一代代華夏子民創造的絢爛民族文化。

　　要順利有效地利用這些古代文獻，從而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首先就必須讀懂它們，而讀懂它們就必須研究歷朝歷代的語言文字。這種基于古代文獻來研究語言文字的學問，就是文獻語言學。在大力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這一學科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更大的發展。

　　文獻語言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之學

　　古代語言，包括記載它們的甲骨文以及其他各種古文字，是中華文化得以傳承與發揚的歷史瑰寶。重視語言文字研究，把語言文字置于重要地位，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已經意識到語言文字是隨時代發展的，任何新時代的來臨都“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漢代人認為，前人能夠“垂后”、后人可以“識古”的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語言文字研究大國，傳承綿延不斷，成果豐碩無比。繼承傳統，融合現代，結合古代文獻實際而提出的文獻語言學，正是這樣一種具有中國特質的學科，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之學。

　　古代中國的語言研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諸如“正名”理論這樣的精彩論述。自漢代興起對經典文獻的注釋之后，文字分析、訓詁考據、語音研究等主要圍繞經典進行，以幫助人們閱讀、理解經典，因此內容上的人文性和目的上的應用性成為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重要特性。這種研究模式主要聚焦于考證文獻資料和尋求故訓，語言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其歷史演變并沒有被自覺納入研究視野。古代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在基本理論探索上也頗多建樹。比如，漢代揚雄、劉熙等學者從經學盛行的氛圍中把目光投向語言本身，撰寫出《方言》《釋名》這樣偉大的著作。再如，清代乾嘉時期的古音古義研究取得輝煌的成就，在《說文解字注》《廣雅疏證》等名著中蘊含著精彩的理論原理和研究方法論。

　　廣泛應用于印歐語系研究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理論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相繼傳入中國，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研究從此越來越深地打上了西方語言學的烙印。100多年來，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一直面臨著內在規律探索和理論體系建構方面存在的一些難題。西方語言學是基于西方語言的理論概括，而中國語言文字則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將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研究納入西方語言學的分析體系之中終究是方枘圓鑿、治絲益棼。進入21世紀的今天，尋找一條符合我國語言文字歷史實際的研究道路，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已經成為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

　　文獻語言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之學

　　文獻語言學主張立足海內外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綜合運用文獻學、傳統語言文字學、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去解決古代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去研究古代語言文字的結構規律和演變發展規律。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正確解讀有賴于文獻語言學，文獻語言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之學。

　　出土文獻，特別是先秦兩漢的出土文獻，用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等古文字書寫而成，文字的形體怪異、構意古奧，需要經過文獻語言學專家特別是古文字專家的辨認和考釋，才能認識并讀懂它們。出土文獻中一個個難題的不斷破解，正是一代代文獻語言學專家和古文字專家不懈努力的結果。他們的卓越研究工作使得生活在兩三千年之后的我們，仍然能夠直接受到中華古代文明和歷史文化的熏陶。同樣，傳世文獻即歷代古籍，也需要文獻語言學的專門學問家付出不懈努力；否則浩瀚的典籍只能是圖書館、博物館的藏品，而無法活在當下、服務當下。

　　可見，文獻語言學這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之學，不僅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學科，也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基礎學科。前者的基礎性體現在應用層面，諸如思想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軍事史、音樂史、農業史、中醫史等諸多歷史學科，都需要依賴文獻語言學去解決文獻史料中的語言文字問題。后者的基礎性主要體現在理論層面，文字、詞匯、語音、語法等語言文字諸要素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中隱含著精微的發展規律，探索并總結出這些規律，不僅能解釋復雜的歷史語言文字現象，而且可以為世界語言文字學的豐富與發展作出我們的貢獻。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獻語言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一重要論斷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具有針對性和前瞻性。我國現行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建設存在過分依賴“西學漢證”理念的現象，在片面強調來自西方的所謂科學理性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削弱甚至消解了中國歷史學科的人文傳統，最終無法抽繹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和認知邏輯。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斷對于校正現行學科體系所存在的這一根本性缺陷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

　　文獻語言學是一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文獻語言學提倡借鑒、吸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進的語言學理論與方法，但其根底始終在于立足本土、專注文獻、重視人文。理念上特別強調發揚中國古代重綜合的傳統，尤其重視借助多學科的支撐對材料做精微的科學分析，正確理解材料中的語言事實，繼而探索其發展規律。對于語言文字歷史研究而言，語言文字事實永遠是第一性的，語言文字理論是第二性的；語言文字歷史研究的材料是古代文獻，所以為了弄清語言文字事實必須首先研究古代文獻。在材料、方法、研究目標上，文獻語言學都體現著鮮明的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這一概括不僅把中國特色的要求精準體現出來，還把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和人文性高度融合在一起。西方語言學在中國的百年實踐，之所以一直水土不服，根本原因就是它無法適應中國語言文字深厚的人文性特質。

　　文獻語言學力求立足事實分析語文現象，依據文獻研究語言歷史，貫通古今探索演變規律，融匯中外構建學科理論，凝聚隊伍成就學術流派。它強調立足文獻和語言文字事實，體現了“繼承性、民族性”。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不論來自歷史傳承還是考古挖掘，都是語言文字歷史研究的資料，語言文獻學不僅揭示了這些古代文獻保存下來的中華文明獨具的民族性，而且通過研究、傳播，使中華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得到科學繼承與發揚。文獻語言學的學術目標是研究語言文字歷史、探索演變規律，這體現了“原創性、時代性”。中國語言文字豐富多彩，有歷史文獻記載的語言也很多，充分掌握這些特有的文獻語言，利用這些資源開展共時與歷時研究，揭示語言文字的結構法則，探索演變發展規律，提出基于中國文獻語言的理論創見，將不斷豐富發展普通語言學理論寶庫。文獻語言學的根本目標是構建學科理論、創建中國學派，這體現了“系統性、專業性”。古代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研究遭受詬病最多的一點，就是缺乏系統理論和學科構建。文獻語言學要科學揭示語言文字規律，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理論，體現系統性；要培養出一支高水平且年齡梯度合理的學科隊伍，真正形成有對話能力和對話分量的中國學派，做到專業性。

　　為此，中國語言文字工作者應當一起積極努力，抓住重點并卓有成效地開展下述工作。首先，確立文獻語言學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中的合理地位，在學科體系和體制機制上保障文獻語言學的良性發展。其次，科學規劃文獻語言學建設藍圖和重大研究課題，指導文獻語言學有序高效地科學發展。第三，致力于文獻語言學學科理論的探索，深入總結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經驗，吸收借鑒國外語言學理論研究成果，系統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歷史語言文字學科理論。第四，全力支持文獻語言學人才隊伍建設，以保障中國特色的文獻語言學研究生生不息，成果代代迭出。

　　（作者：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責任編輯：陳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