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號稱“民主國家”，就宗教與種族政策而言，美國聲稱實行種族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政策，而事實并非如此。

　　早期美國人力資源短缺，歡迎包括穆斯林移民在內的世界各地移民。美國歡迎移民的前提是不危害美國主流白人的利益，不危害美國所謂的主流價值觀。在此前提下，美國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群體能保持有條件的容忍度。但是，當美國穆斯林達到一定的數量，美國主流社會感到威脅時，立刻變臉，遂采取各種或隱或顯的政策和措施，對穆斯林群體實施歧視、限制、打壓、迫害等。美國的“自由民主”畫皮逐漸被剝了下來。當前，美國穆斯林人口約500萬，僅占美國總人口的2%，但美國主流民意已經無法容忍其存在。

　　尤其自“9·11”以后，美國主流社會的“伊斯蘭恐懼癥”日益嚴重，視穆斯林群體和伊斯蘭教為“他者”和異己力量。穆斯林經常莫名被審查，被武斷地拒絕上飛機，被取消政府福利，被關閉銀行賬戶，被莫名無罪起訴。當前的拜登政府出于選票考慮，對穆斯林群體的歧視和迫害還有些忌憚，會做些裝模作樣的表面文章，但總體上，美國主流群體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不信任、恐懼、歧視、雙標、限制、打壓，在政策和社會的顯性場面越來越明顯，二者之間的沖突愈演愈烈。美國穆斯林群體的孤獨感和邊緣化愈加強烈。

　　通過立法限制穆斯林群體權利

　　美國以“法治”國家自居，立法限制穆斯林，是最為名正言順的措施。“9·11”后，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都加速了相關立法。

　　在聯邦一級，反穆斯林立法不斷推進。多年來，美國公共政策聯盟和安全政策中心等反穆斯林仇恨團體一直在推動極右翼陰謀論，警告美國“伊斯蘭教法”對美國迫在眉睫的威脅。這些團體采用的主要策略包括撰寫和倡導他們聲稱將阻止“伊斯蘭教法”在美國生效的法案。

　　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發(fā)生后，喬治·布什總統(tǒng)的政府響應美國公眾的行動要求，通過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立法。3天后，國會通過了名為“授權使用軍事力量”的法律，賦予布什總統(tǒng)以“對未指明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似乎適當或必要”的任何方式使用軍隊的權力。在“9·11”后反恐的背景下，所謂“未指明國家”，其實就是針對伊斯蘭國家，而“非國家行為者”，就是針對國內穆斯林。

　　6周后，《愛國者法案》在幾乎沒有國會辯論的情況下獲得通過，大大擴展了幾個政府機構通過搜索、電子監(jiān)視和竊聽獲取信息的能力。該法案還引入了搜查的許可權，即無須政府通知住宅的私人業(yè)主，政府便有權搜查私人住宅。一些學者認為，《愛國者法案》這樣的法律的通過，是政府利用美國公眾的恐懼心理將針對種族的歧視政策合法化的方式。

　　2003年7月，《實施外國人刑事驅逐法》授予地方執(zhí)法機構執(zhí)行聯邦移民法的權力。《愛國者法案》與《實施外國人刑事驅逐法》聯合實施，導致對穆斯林的監(jiān)視增加。穆斯林（公民和非公民）在被長時間拘留期間，不能接受法定的審核和正式指控。根據監(jiān)察長辦公室的數據，穆斯林從被捕到完成法律手續(xù)，平均被非法關押的時間是80天。聯邦政府對穆斯林的監(jiān)視，正在清真寺、互聯網上和通過圖書館記錄、銀行賬戶和工作地點等所有可能的地點和方式進行著。

　　在“9·11”事件發(fā)生近一年后，美司法部長宣布引入國家安全出入境登記系統(tǒng)。持臨時簽證的、來自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的16至45歲男性需要“特別登記”，這些人被要求向移民局辦公室報告。“特別登記”包括指紋、拍照和詢問。這導致了許多穆斯林被驅逐出境和對穆斯林的虐待和侵犯權利。

　　美國《愛國者法案》、《實施外國人刑事驅逐法》、引入國家安全出入境登記系統(tǒng)對公民自由產生負面影響。穆斯林少數派，特別是對阿拉伯少數民族和穆斯林移民的權利侵害最為嚴重。穆斯林組織認為，這些政府計劃和政策會造成穆斯林焦慮感，排斥和孤立使穆斯林脫離美國主流。

　　在州一級，反穆斯林的立法更多。目前美國各州已經提出反穆斯林立法227件，其中有22件通過議會審議成為法律，構成對穆斯林的體制性侵害。

　　歧視穆斯林的事例屢見不鮮

　　美國政府也會直接頒布政策限制穆斯林。最為著名的是美國聯邦政府的“13769號行政令”，即“穆斯林禁令”。2017年1月27日，時任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名為“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的行政命令。這份行政令要求，未來90天內，禁止伊拉克、敘利亞、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等7國公民入境美國。此禁令無異于給穆斯林群體一記耳光，赤裸裸地剝奪了美國穆斯林探親、宗教交流、文化交往等權利。拜登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雖然取消了禁令，但這項政策的陰影將長期存在，也暴露了美國“自由”的虛偽。

　　對穆斯林的歧視在美國國內就業(yè)問題上表現得十分突出。卡內基梅隆大學2013年一項研究發(fā)現，在全國范圍內，穆斯林在向同一機構提交相同工作申請后，收到的回信“比基督徒少13%”。該研究還得出結論，“在共和黨選民比例較高的縣”，穆斯林和基督徒回電之間的差異更大，在這些選區(qū)，基督徒收到的回電幾乎是穆斯林的四倍。該研究補充說，與基督教候選人相比，共和黨縣的雇主招收穆斯林候選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相比之下，民主黨縣對穆斯林就業(yè)歧視要少。在州一級，對穆斯林就業(yè)的偏見更大，基督徒求職者收到的回信是共和黨州穆斯林求職者的七倍多。民主黨各州對穆斯林就業(yè)的歧視則不明顯。“平等就業(yè)機會委員會”稱，“9·11”后，基于宗教的對穆斯林的歧視增加了近250%。此外，從2001年到2005年的四年時間里，穆斯林提出的歧視指控數量與另一個四年期間相比幾乎翻了一番。一位名叫哈拉·巴納法的穆斯林婦女，在加利福尼亞州米爾皮塔斯的艾伯克羅拜兒童商店求職失敗。因為她戴頭巾而被拒絕，經理決定不雇用該女性，因為公司認為她不適合該商店著裝要求。

　　關于宗教騷擾的訴訟正在增加。在扎耶德訴蘋果公司一案中，一名阿拉伯穆斯林婦女以騷擾、報復、誹謗和基于宗教、國籍和性別的精神痛苦為由起訴蘋果公司。扎耶德1994年以來一直受聘為一名工程師，她表示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后，她的工作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扎耶德聲稱，同事們開始詢問她的宗教是否鼓勵穆斯林進行自殺性爆炸。此外，她還表示，在她表達對伊拉克戰(zhàn)爭的不滿之后，這些員工還給了她惡意的表情，“砰”的一聲關上了她的門，并表達了對扎耶德的明顯不滿和憤怒。扎耶德聲稱她感到被邊緣化,并認為她被錯誤地排除在主要提供給非阿拉伯白人同事的項目和職業(yè)機會之外。最終，2004年，扎耶德選擇休殘疾假，并表示部分原因是她在應對上司和同事的嚴厲對待時所承受的壓力。但是在請病假期間，蘋果公司解雇了她。在被解雇后，扎耶德決定起訴。

　　在許多情況下，穆斯林婦女被禁止戴頭巾。她們因戴頭巾而受到騷擾、被解雇、被拒絕進入公共場所，以及以其他方式受到歧視。“9·11”之后，穆斯林女性越來越多地成為騷擾的目標。雖然很難獲得關于歧視事件的準確統(tǒng)計數據，但歧視事件的確在上升。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的報告說，穆斯林女性的民權投訴從2000年的366件增加到2006年的2467件，增長了674%。其中，穆斯林婦女的頭巾被確定為引發(fā)事件的因素的案件，2006年有154起歧視或騷擾案件。這些案件中最常見的投訴是被禁止戴頭巾。

　　2019年10月，一名來自俄亥俄州的16歲穆斯林女運動員努爾·亞歷山大·阿布卡拉姆因戴頭巾被取消參加越野比賽的資格。自2016年以來她戴著頭巾參加了三項高中運動。然而，她被告知，她需要特別許可才能戴著頭巾參加比賽。

　　研究發(fā)現，戴頭巾的穆斯林婦女比不戴頭巾的穆斯林婦女更有可能面臨歧視：戴頭巾的婦女中有69%報告了至少一次歧視事件，而沒有戴頭巾的婦女則為29%。

　　據報道，2020年，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的一個聯邦移民設施中的穆斯林被拘留者多次被提供違反其宗教信仰的豬肉或豬肉制品。在此之前，根據2019年的報道，拘留所一名持有有效美國工作許可證的巴基斯坦出生的男子連續(xù)六天只得到豬肉三明治。

　　雖然穆斯林僅占美國人口的2%，全美近四分之一的宗教歧視卻發(fā)生在穆斯林身上。

　　穆斯林合法權利遭受嚴重侵犯

　　“9·11”恐怖襲擊之后不久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fā)現，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將阿拉伯裔美國人拘留是可以接受的。皮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也發(fā)現，幾乎一半的美國人愿意為國家安全事業(yè)交換某些公民自由。在當時的全美反穆反伊輿論環(huán)境下，意即隨意逮捕少數群體，如穆斯林，是可以接受的。

　　“9·11”以后，在美國進行的另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支持在機場對阿拉伯和穆斯林美國人進行更廣泛的安全檢查的政策。2019年3月，舊金山灣區(qū)辦公室表示，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名登機口工作人員強迫法蒂瑪·阿卜杜勒拉赫曼摘下她的頭巾。同年10月，在舊金山國際機場，一名12歲的美國壁球隊隊員在登機時被迫摘下頭巾。

　　在美國政治中，“伊斯蘭恐懼癥”最常見于保守派和共和黨人。共和黨人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看法比民主黨人要消極得多。在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中，大多數共和黨人(63%)表示，伊斯蘭教比其他宗教更鼓勵暴力。68%的共和黨人說伊斯蘭教不是美國主流社會的一部分，而65%的人說伊斯蘭教和民主不兼容。56%的共和黨人還表示，美國穆斯林中存在大量或相當數量的極端主義。與之相應，美國政府在移民程序中存在“伊斯蘭恐懼癥”。這種形式的仇外心理主要影響穆斯林人口的男性成員并且已經籠罩了美國的阿拉伯社區(qū)。阿拉伯穆斯林移民經常遭受驅逐出境、簽證被撤銷，以及在美國機場被“令人沮喪地審訊”等不公待遇。

　　與個人人身權利受到侵犯類似，穆斯林的公共或私人財產被侵犯的事例比比皆是。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尤巴市的一座清真寺被燒毀；1995年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發(fā)生后，政府收到了200多起針對穆斯林財產的暴力和故意破壞事件的報告；1995年4月，北卡羅來納州海波因特的一座清真寺成為縱火目標；1995年6月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發(fā)生針對穆斯林的縱火事件；1995年10月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發(fā)生針對穆斯林的縱火事件；2015年2月13日，位于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庫巴伊斯蘭學院被縱火。

　　扎赫拉赫·阿塞米是紐約一家美甲沙龍的伊朗裔美國穆斯林老板。2007年9月她遭到搶劫、毆打，被錘子砸碎了她的手，并被稱為“恐怖分子”。肇事者強行從沙龍中取出2000美元，并在鏡子上潦草地寫下反穆斯林的誹謗，還告訴阿塞米“離開城鎮(zhèn)”，穆斯林在該地區(qū)“不受歡迎”。她的朋友和家人說，襲擊發(fā)生后兩周，仍有電話稱其為“恐怖分子”并被告知“離開城鎮(zhèn)”。2000年，聯邦調查局報告了28起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事件。到2001年底，仇恨犯罪的數量上升到481起。2001年以來有所減少，但其發(fā)生率仍是2000年的5倍。這表明將穆斯林、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負面聯系的刻板印象在美國仍然普遍存在。2007年至2009年期間的公共民意調查發(fā)現，36%對穆斯林沒有偏見的美國人仍然對伊斯蘭教持不利看法。在對穆斯林持有“很大偏見”的美國人進行調查時，這個數字躍升至91%。在那次民意調查中，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穆斯林國家對美國持有“非常不利”的看法，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國際上的穆斯林對其他種族和宗教持有不寬容的看法。

　　美國民間有眾多基金會，專門做反伊斯蘭的宣傳工作，放大“伊斯蘭恐懼癥”的聲音，在社會上制造恐慌情緒。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估計，2008年至2013年，美國向33個主要目的是“促進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偏見或仇恨”的團體提供了2.06億美元的資金。在此期間共有74個團體助推了美國的“伊斯蘭恐懼癥”的惡化。

　　從1996年到201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年度仇恨犯罪統(tǒng)計報告，記錄了2001年之前每年平均31起反伊斯蘭罪行，然后在2001年（“9·11”襲擊的年份）躍升至546起，此后平均為每年159起。在這些罪行中，反伊斯蘭縱火事件增長趨勢也大致如此：2001年之前平均每年發(fā)生0.4起縱火事件，2001年躍升至18起，此后平均每年發(fā)生1.5起。

　　2007年，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收到大約1900起穆斯林虐待投訴，并指出反穆斯林的身體暴力增加了52倍。

　　自2015年以來，美國的反穆斯林行動愈演愈烈。在2012—2018年間，新美國網站收集到763起反穆斯林事件。

責任編輯：劉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