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奮斗中形成了許多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些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黨的政治優勢，是黨的精神力量所在。2021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的開班式上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并堅持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些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我們黨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黨要得到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持之以恒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要把黨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各級領導干部必須通過對黨的歷史的學習，加深對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認識和理解，立志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
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
黨的“作風”這一概念，是毛澤東在1937年5月8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正式提出的。他指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頁）
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在和友黨友軍發生關系的時候，“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而且成為“實事求是的模范”“學習的模范”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頁，第523頁）。這實際也是對全黨同志的作風建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概括出黨的“三大作風”。他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頁，第1095頁）
1949年3月，在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中國共產黨將由局部執政轉向全國執政的關鍵時刻，針對黨內有可能出現的“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兩個務必”與“三大作風”是相輔相成的，唯有謙虛謹慎，才能始終做到實事求是；唯有長期堅持艱苦奮斗，才能切實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要使全黨同志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靠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有力武器。只有發揚“三大作風”，做到“兩個務必”，才能不斷提高斗爭本領，敢于斗爭并善于斗爭。
“三大作風”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反復證明，什么時候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得好，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黨和人民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出現嚴重曲折。”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也是黨極為重要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革命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創立這個理論的時候，主要的視角和解剖對象是西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而在運用其理論時，就存在如何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期，黨內曾出現過比較嚴重的“左”傾或右傾錯誤，這些錯誤本質上都是教條主義錯誤，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說明中國革命走自己的路極端重要，說明如果不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做到實事求是，僅僅依靠革命者的勇氣、群眾的勇敢，固然可以造成一時的革命局面，但革命最終是不能取得成功的。
1930年5月，毛澤東寫作了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科學地闡述了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了兩個著名的論斷：“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109頁，115頁）這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
遵義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問題。1937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寫作了《實踐論》《矛盾論》，強調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必須具體地歷史地統一，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了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第一次對實事求是的含義作了科學闡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去研究。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行動的向導。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內化為全黨的自覺行動，成為共產黨人的重要思想方法。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實事求是，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由于缺乏經驗，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現過曲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得以恢復與發展，并由此啟動了決定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從而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理論聯系實際，前提是要把理論掌握好，真正做到學懂弄通理論，這就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努力掌握蘊含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和道理學理哲理。同時要掌握實際情況，特別是要掌握已經變化的情況，這就必須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開展調查研究，把客觀存在的事實搞清楚，把事物的內部和外部聯系弄明白，從中找出能夠解決問題、符合群眾要求的辦法來。所以，調查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心一環。要真正做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更沒有決策權。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意識，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自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群眾關系史。黨之所以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關鍵就在于共產黨人能夠與人民結合起來。早在1929年6月，毛澤東在一封信中就提出了“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的觀點，對紅四軍中一些人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作了批評，并且認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193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斗爭》上發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其中提出“查階級、通過階級與沒收分配不按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不得群眾贊助與同意，都不能使查田運動收到成績，反會使群眾不滿，阻礙查田運動的進行”（《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中，專門講到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問題，并且強調：“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上述觀點的提出，標志著群眾路線的思想已初步形成。
在經歷大革命失敗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后，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自身開始成熟起來，對黨與人民群眾關系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懂得，共產黨員不過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黨外存在著廣大的先進分子和積極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協同工作。”（《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頁）1943年6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領導方法若干問題》的黨內決定，其中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這段經典論述，成為黨的群眾路線形成完備的科學理論形態的重要標志。
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風雨而風華正茂、基業長青，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以百姓心為心，從而使黨得到了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擁護與支持。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全面小康，沒有人民的支持黨的事業也將一事無成、毫無希望。這就要求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解決好“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不斷追求“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精神境界，始終牢記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始終堅守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基本方法，是在馬克思主義原則基礎上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加強黨內監督、保持黨的肌體健康、使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有力武器。它既是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堅持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重要保障。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自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歷史關頭，通過運用這一方法排除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使革命與建設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八七會議通過批評黨內右傾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使黨在危難關頭開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通過嚴肅的思想斗爭，扭轉“左”的錯誤，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1941年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通過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消除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作風的影響，并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確運用創造了成功的范例。1945年中共七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經常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干部，并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頁）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將“批評和自我批評”寫進黨章，成為全黨共同遵守的準則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得以繼續堅持和發揚。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提出，各地區各部門黨的組織，必須運用過去整黨工作的經驗，采取群眾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每隔一定時期，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工作作風的整頓，特別著重檢查群眾路線的執行情況。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整風、整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等，都比較好地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了當時黨內存在的思想、作風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從而開啟了黨的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先后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都貫穿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要求，對于統一全黨思想認識、改進黨的作風、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改造提升自己、堅強黨的組織、推進事業發展的有力武器。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經過千難萬險走到今天，不斷發展壯大，就在于黨能夠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于黨始終自覺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自我革命的有力武器。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不怕別人批評，能夠做到自我批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根本動力來自黨性，來自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地增強黨性修養，不斷增進為人民服務的自覺。
持之以恒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的國家，特殊的國情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樹立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具有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尋找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發展道路，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進行長期的艱苦奮斗。
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十分重要，具有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但后來沒有跟上時代進步的步伐。近代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何向西方學習成為中華民族必須面對的問題。俄國是第一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之初，主要是向俄國（蘇聯）學習。進行改革開放，要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自然有必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學習他人必須虛心、認真，但虛心不是一切照搬，這就產生了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學風和思想作風問題。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存，又經歷了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中國的傳統文化既有精華又有糟粕，長期以來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家長制作風等腐朽落后的東西難免對黨內產生負面影響。同時，近代以來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迎來了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先進文化和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西方文化中的消極成分也隨之傳入中國。這使得中國共產黨面臨如何努力克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極因素的影響，形成自己完全不同于封建官僚、資產階級政客的干部作風的問題。
為了建設一個廣大的群眾性的黨，必須將大量的非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以擴大黨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但大量非無產階級出身者加入黨的組織，不可避免地將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與作風帶入黨內。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必須全面地加強自身建設，努力培養和塑造優良的作風，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在全國人民面前樹立起良好的形象，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吸引到自己周圍。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
不同歷史時期，黨都高度重視自身的作風建設。20世紀40年代，針對一個時期黨內存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所表現出來的學風不正、黨風不正和文風不正的問題，先從高級干部隨后發展至全黨，開展了一場廣泛深入的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依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肅清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作風，實現了黨的團結統一。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告誡全黨同志中國革命勝利還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長更艱苦，因此一定要保持革命年代形成的優良作風，走好新的“趕考”路，決不當李自成。上世紀50年代初，在黨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在領導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要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1979年11月，鄧小平專門做了《高級干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的報告。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為此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如1990年3月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2001年9月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2009年9月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
在長期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形成并始終大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但同時必須看到，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在作風建設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一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作風建設。十八大剛閉幕，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通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黨內教育活動，廣大黨員、干部受到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深刻教育，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明顯增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得到有力整治，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發揚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優良傳統，探索了新形勢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徑；以轉作風改作風為重點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善，制度執行力和約束力得到增強；影響群眾切身利益的癥結難點得到突破，黨的執政基礎更加穩固；黨的初心與使命得到進一步彰顯，全黨的使命感責任感進一步加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都是激勵我們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寶貴精神財富。”只要我們以謙虛謹慎的態度，保持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的本色，以堅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撓、一往無前的精神狀態，敢于斗爭善于斗爭，自覺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優良的作風確保對黨的忠誠，就一定能夠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責任編輯：陳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