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行穩致遠，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在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兩個大局中，作出的主動戰略抉擇，是著眼于中國長遠發展和實現現代化強國目標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構建新發展格局對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高效率、更公平、可持續、更安全發展，同時對促進世界經濟繁榮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
一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格局的形成往往是其發展的內外環境、形勢與條件、資源稟賦、發展導向等多種因素綜合形成的，是基于特定發展階段，結合國內外發展大勢，對當前及未來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戰略謀劃與戰略部署，深刻影響著發展的導向、進程、質量。發展格局決定發展質量，合理和優質的發展格局能夠推動經濟快速而高質量的發展，反之亦然。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以為人民謀求幸福為導向，依靠人民群眾，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不僅取得了人民滿意、世界贊譽的實效，而且形成了具有強勁發展韌性的體制機制，總是能夠化危為機。新發展格局正是總結世界經濟發展一般規律，根據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在變局中開新局，謀劃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發展格局，是在新發展階段推動從經濟大國轉向經濟強國的戰略先手棋。
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低迷與人為阻撓，仍然不能影響中國經濟前行和人民生活不斷提升。因為，外部發展環境與內部要素稟賦的變化是影響發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但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是會交替轉變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不斷順應并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面向國際市場，從沿海開放戰略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基于生產要素價格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東亞地區和全球范圍內的生產網絡，從而逐漸成為東亞地區乃至全球性的加工基地與制造業中心。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經濟發展制度安排不斷成熟，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實踐證明，以沿海地區為龍頭、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市場與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及時把握住了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機遇，充分利用要素稟賦優勢，特別是勞動力資源優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使我國逐步成為全球重要出口平臺和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在獲取分工與貿易的全球化紅利的同時，實現了物質財富創造力的顯著提升，為我國經濟總量的迅速躍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與內部要素稟賦的深層次變化，在以沿海地區為龍頭參與國際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發生變化，因沿海與內陸區域間改革深度與開放程度的不平衡，沿海與內陸區域在國際大循環體系中的不平衡參與，以及沿海與內陸區域在國際大循環體系中資源與收益的不平衡分布，從而形成制約我國區域平衡發展的梗阻。新時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必須下大力氣主動破解。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物質財富、人力資源、科學技術等經濟發展各方面基礎條件的不斷完善，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發揮的基礎作用，以及投資在國民經濟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正日益凸顯，我國內需潛力正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趨強勁。在國內消費、產業體系與供應鏈優化升級，以及國外市場持續萎靡、全球化進程明顯放緩、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沖擊全球經濟的綜合因素作用下，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此消彼長的發展態勢愈發明顯，客觀上已經形成了新舊發展格局交替轉變的整體態勢，在新發展階段具備了以新發展格局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和能力。
二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應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而非被迫之舉和權宜之計。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發酵使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更加突出；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發展的內外環境、形勢、條件變化很大，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東升西降的發展態勢形成。我國經濟實力的積累、治理效能的提升等都決定著我們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最重要的是固本培元、練好內功、主動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在經濟發展追求高質量發展、人民消費結構向高水平提升的時期，充分發揮我國人口多、市場大的優勢，通過發揮內需潛力、強化國內經濟大循環，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高質量發展。
新發展格局不是回到封閉的國內單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從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的關系來看，國內循環是國際循環的前提基礎，國際循環是國內循環的拓展延伸。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所構建的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更堅定地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范圍和深度。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所構建的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求我們由當好“世界工廠”到高質量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提檔升級。這種高質量的轉化升級并不意味著放棄國際市場或者主動削減國際市場的外貿規模，相反，更應該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擴大與世界經濟聯通的領域和范圍，維護全球產業鏈、供給鏈穩定，不斷打造以科技創新、技術創新、制造升級等為核心的產業體系，主動參與全球高水平的科技競爭，提升高科技產業在國際市場中的比重，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實現高質量發展，保證中國經濟繼續高質量增長。另一方面，構建新發展格局也要聚焦相互促進的內外在因素，不能只關注內在政策、產業、制度調整，也要積極引進來，完善高質量發展還需要突破核心技術和產業鏈體系，這就要求在深入參與國際大循環的過程中，通過擴大市場準入與強化制度建設，著力打造開放度更高、規范性更強的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發揮好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使我國成為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成為全球產業鏈聚合平臺與外商投資興業的沃土，實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打造我國新的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新發展格局不是分割封閉、自給自足的地區小循環，而是依托國內大市場、發揮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國內整體大循環。必須明確的是，國內循環始終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立足點，當前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要準確把握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既要有國際視野，也要準確把握國內各區域、各部門、各環節的比較優勢，實現全國性、關鍵性、協同性的整體大循環，而不是回到過去各地分割封閉，搞大而全、小而全。各環節均抓管、均部署、均鋪展的小循環體系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也不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規律。一方面，各地區要找準自己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位置和比較優勢，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能力。在制定具體的規劃、政策和措施時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應該依據自身區位優勢、產業優勢、技術優勢、資源優勢，評估自身在國內大循環中的地位、作用、短板，從國內大循環的格局中，找準自身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中的主要問題，主動承擔起要為、可為、能為的“卡脖子”問題。另一方面，要形成區域間各環節的整體聯動體系，形成國內大循環的整體觀、協調觀、發展觀，不搞畫地為牢、自我封閉，不搞主要優勢的無限擴張，從各地區經濟優勢中構建國內整體大循環體系。
三
以擴大內需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拓展平臺。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具備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強大內需動力基礎。從供給能力來看，我國已經具有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制造業體系，產業鏈和供應鏈正從規模性的占全球量的比重轉向質的提升；從消費需求來看，我國已基本形成以消費需求為主導的、支撐大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內需動力牽引機制。從人才需要看，我國已經擁有各種專業技能的高素質人才。在確保我國科技研發能力不斷強化的基礎上，也實現了生產供給和投資結構逐漸轉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三大基礎要素確保了供給端、需求端持續穩定和優化，對破解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供給側問題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實質也是一種高質量消費的需要，擴大內需不僅僅只是高質量消費的需要，也是不斷補齊供給側短板，保證內需能持續、高質的需要。換言之，供給結構要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產品和服務的品種、質量要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市場需求，在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滿足能力，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同時，農村地區絕對貧困人口的脫貧將進一步釋放我國龐大的內需潛力，有效激活我國廣大農村市場的吸納力。與此同時，近年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步提升，特別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已有多個季度超過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均充分表明鄉村消費潛力正得到進一步釋放，農村市場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亮點。隨著農村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和物流體系的不斷完善，農村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帶動，擁有綠水青山等良好農業及生態資源的廣大農村地區將在持續拓展國內大市場縱深的基礎上，以產業鏈與供應鏈的不斷補齊和延展，深入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在新發展階段中走上高質量發展的快車道。
以科技創新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尋找動力。近年來，我國上規模的工業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及專利數目逐年攀升，國內學者和科研人員在國際高水平期刊發表論文及申請專利數目處于加速上升階段。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蓬勃興起，個別國家對我國技術封鎖已步步升級，加快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的緊迫性日益凸顯。隨著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支撐經濟發展的要素條件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并解決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既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助力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業鏈與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打造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新優勢的核心要義。
以優化產業鏈與供應鏈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注入活力。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是對我國產業鏈與供應鏈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一次集中性“大考”，而全球化進程逆轉中全球產業鏈的“失序”，以及少數西方國家在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上掀起“去中國化”的浪潮，則是對我國產業鏈與供應鏈安全穩定的常態化檢驗。作為全球工業部門最全、產業鏈和供應鏈最完整的國家，我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在集中性“大考”和常態化檢驗中均暴露出弱點、盲點和風險隱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求我們基于國家總體安全觀的戰略視野和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以繼續保持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規模優勢，鞏固高技術服務產業市場的領先發展優勢；與此同時，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經濟、新產業、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新發展階段的投資重點，將產生巨大的乘數效應，驅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新增長極，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注入活力。
（作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肖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