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寫作于19世紀50—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英國各種瘟疫頻頻爆發的階段。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大量引用了英國樞密院衛生官約翰·西蒙醫生當時主編的《公共衛生報告》，一方面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在勞動時間、工資收入、勞動環境、居住條件等方面對工人的克扣、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也剖析了瘟疫大流行背后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成因。重讀《資本論》，馬克思的理論跨越百年向我們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公共衛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內在矛盾的體現和爆發。
瘟疫周期性流行對無產者的致命戕害
盡管不是公共衛生專家，但馬克思敏銳地觀察到，各種傳染性疾病引發的瘟疫，與資本主義生產如影隨形，已經成為英國周期復發的流行病。“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城市的擴展和‘美化’，災禍越來越嚴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間，僅僅由于害怕那些對‘上流人士’也決不留情的傳染病，議會就制定了不下十項衛生警察法令。”（《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8頁）《公共衛生報告》就是其中一項法令《1858年公共衛生法》的成果之一。《公共衛生報告》不僅詳細記載了歷年瘟疫爆發的情況，而且全面再現了瘟疫大流行如何與資本主義的剝削疊加在一起，演變成公共衛生危機，對城市工人、農業工人等無產者造成致命戕害。這讓我們得以看到，資本主義對工人生活資料、勞動環境的克扣所造成的營養不良、居住條件拮據和勞動環境惡劣，是導致瘟疫在工人群體大流行的三大直接原因。
其一是營養不良。“棉紡織工人消費的營養量因貧困而被壓低到可憐水平”（同上書，第754頁），造成工人群體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工人“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區；是在衛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溝最壞，交通最差，環境最臟，水的供給最不充分最不清潔的地區”，“這些災禍加在一起對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脅”（同上書，第757頁），為傷寒疫情蔓延創造了合適的環境。其二是居住條件拮據。馬克思引用一位熱病醫院醫生的原話：“傷寒病持續和蔓延的原因，是人們住得過于擁擠和住房骯臟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線、空氣、空間、清潔各方面來說，簡直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同上書，第762頁）其三是勞動環境惡劣，死亡率居高不下。“一個地方靠室內共同勞動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那個地區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頁）
遭受經濟和公共衛生雙重危機的工人命運是如此悲慘，以至于形成人類瘟疫史上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那就是在經歷了18世紀第一個醫學黃金時代后的19世紀早中期，英國、美國等很多地方大城市死亡率，居然還有所增加。這正是由于資本家對工人在工資、居住條件、勞動條件等方面的苛刻，工人在瘟疫面前幾乎沒有任何抵抗力，只能單純依靠身體與病毒殊死搏斗，生死完全聽天由命。這種“肉體免疫”的方式，充分揭露了資本主義面對公共衛生危機，始終把剩余價值最大化，而非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弊端。
資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
《公共衛生報告》揭示了瘟疫大流行與工人居住條件、勞動環境和營養狀況之間的必然聯系，但并沒有也無法觸及瘟疫周期性流行的社會制度成因，也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公共衛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難題。而這正是馬克思在引用《公共衛生報告》基礎上，利用唯物史觀作出的開創性研究和極富洞見的發現。
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邏輯和根本目的，都是資本的增殖，甚至就資本家而言，也只是人格化的資本，是為了資本增殖、冷酷無情的工具。為了尋求資本增殖的最大化，資本主義生產既有可能從“可變資本”的壓榨，即降低工人工資、延長工人勞動時間等方面，從工人勞動里榨取更多剩余價值，也有可能從“不變資本”的節約，即克扣勞動環境、居住條件等方面，減少資本的投入。資本主義生產所蘊含的內在矛盾，就在賺取更多利潤與改善工人生活及勞動環境中間產生了。換而言之，資本家既不會愿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沒有動力去改善工人的勞動環境，因為這些都背離資本逐利的本性。
在“不變資本”的節約上，馬克思揭露了公共衛生危機不可避免的一個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對立的性質，還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本身，看做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從而看做提高利潤率的手段。”
在“可變資本”的增殖上，資本主義生產也必然導致對工人健康的漠視。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不過總的說來，這也并不取決于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惡意。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311-312頁）
資本增殖第一、自我利益第一，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必然導致公共衛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因為要不斷擴充自己，所以將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剩余價值獲取作為第一原則，而將其他任何可能阻礙這一目標和原則達成的人和事，比如說采取積極防疫政策、實行隔離、改善公共衛生環境等，都放在次要的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哪怕瘟疫的大流行會一視同仁，讓資產階級本身也面臨高感染的風險，哪怕瘟疫的危害會導致工人的死亡、傷殘，讓他們喪失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哪怕各種瘟疫會成為周期性復發的頑疾，時不時地流行起來威脅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都無法阻止資本無窮無盡自我增殖的本性。
資本主義公共衛生體系應對危機的局限
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在防止瘟疫周期性流行演變為公共衛生危機存在著猶豫、觀望和算計等問題，而且在動員以醫生為主的社會力量抗擊公共衛生危機過程中，也面臨難以投入全力、難以有效整合資源等掣肘和阻礙。
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醫生及其所代表的醫療衛生行業，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用來保持工人勞動能力的工具性存在。馬克思指出，醫生的服務，“只要他能保護健康，保持一切價值的源泉即勞動能力本身”，“或者僅僅使勞動能力保持下去”，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醫生的服務都屬于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可以把它算入勞動能力的修理費。”（《剩余價值理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9頁）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醫生價值最精準的描述：一方面，他們有著巨大的價值，要維護工人的健康，為資本主義保持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價值也非常有限，因為資本家對他們支付的報酬，無法繼續生產出剩余價值，因而本著對資本的節約，“必須盡可能地把這種非生產費用縮減到最低限度，盡可能地使它便宜”。（同上書，第168頁）一旦遭遇到經濟危機，特別是經濟危機與公共衛生危機疊加，工人尤其需要醫療衛生服務保持其勞動能力，甚至保證其生存機會時，醫療衛生費用往往是最先被犧牲的，因為就資本家而言，在資本增殖與醫療衛生服務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工人而言，吃飯與看病之間，也同樣存在著矛盾。正如馬克思所言：“如果資本家和工人還想以物質產品的形式消費原先那樣大的價值量，他們就要少購買醫生、教師等等的服務。如果他們對醫生和教師必須繼續花費以前那樣大的開支，他們就要減少對其他物品的消費。”（同上書，第159頁）
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時得以充分暴露。一方面，資本主義的一般積累，不可避免地再生產出大規模的相對過剩人口，他們缺衣少食、居無定所以及四處流動的狀態，是各種瘟疫擴散的易感人群；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本性，決定了他們在防止和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時，一定會把資本增殖放在第一位，不僅在改善工人的生活資料、勞動環境以及公共衛生條件方面推三阻四，而且即使當公共衛生危機的大火“燒”到了自家后院時，他們也不會真正重視醫療衛生的專業和內行價值，難以整合動員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來挽救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盡管瘟疫是全人類的敵人，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在防止和應對瘟疫擴散和蔓延時，搖擺不定，耽誤最佳防控時機，充分暴露了他們資本優先而非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第一的本性。如今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境遇早已今非昔比，有了很大提高，但是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所作所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群眾的危險境遇，在西方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又是如此似曾相識。
正如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所揭示的，真正的進步，只有在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以最大限度滿足人民需要為生產目的的社會，才能克服以最大限度獲取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的局限性，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擺在第一位，并且充分依托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動員和整合更多資源力量阻擊瘟疫，才可能真正戰勝公共衛生危機，帶領人民群眾走出瘟疫周期性流行的困境。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責任編輯：高天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