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大局”，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的新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提出的旨在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在全面深化改革與高水平開放過程中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的關鍵舉措。

一

　　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意味著兩大循環不是有內無外、有外無內，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統一關系。只有立足國內大循環、面向國際大循環，才能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前提下形成我國工業制成品的比較優勢，才能在維護我國經濟安全、降低對國外市場依賴程度的基礎上，真正把握本土企業的生存狀況與發展前景，不斷培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在全面深化改革與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實現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更好地聯通促進。

　　只有準確把握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的主要矛盾，重點解決好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和主題，才能在著力打通國內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的基礎上，發揮我國超大市場的規模優勢與盤活內需潛力；才能切實將滿足國內需求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能真正將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與繁榮建立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之上，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助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局。因此，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挖掘消費潛力，提高國內經濟供給質量、打通國內經濟循環“經絡”，使全球經濟更加依賴中國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和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內部循環能力的顯著提升，促進更高水平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

二

　　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補齊國內產業體系發展短板、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解決現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進程。然而，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愈發難以應對要素成本持續攀升的壓力，更無法解決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所面臨的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偏低、關鍵核心技術缺失、國內市場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等問題。一方面，近年來隨著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貿易壁壘不僅提高了國際要素流動的成本，也直接加劇了國際貿易與全球市場的萎縮。而突如其來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嚴重阻斷了各國對外貿易投資和要素流通渠道，內部條件的實質改變與外部環境的明顯惡化，使單純依靠外向型經濟發展的舊模式愈發不可持續。另一方面，國內不同區域間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銜接不暢，特別是內陸地區產業鏈同沿海地區產業鏈的松散鏈接，使沿海地區在深度參與國際大循環體系的同時，卻難以帶動內陸地區產業鏈的深度介入，從而形成全球產業鏈在我國沿海地區緊密深入融合、在我國內陸地區松散淺層鏈接的循環格局，最終導致區域產業發展不平衡、區域開放及收益不平衡下的區域經濟不平衡。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破解我國現階段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促進國內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體量、工業基礎、產業鏈和消費市場等方面來看，我國已經具備經濟內循環的“硬核”基礎，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條件成熟、正當其時。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利用后發優勢參與國際大循環、快速推動本土工業化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資金、技術和經驗，近些年數字經濟、物流行業和“互聯網+”平臺模式等新經濟、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快速發展，又從生產供給層面進一步提升了我國暢通產業鏈、供應鏈的能力。與此同時，14億人口的超大市場規模優勢為我國內需潛力的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的日益強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近年來，在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民生保障與改善成效顯著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一系列歷史性變革的基礎上，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有7個年份超過100%，消費自2014年起取代投資連續6年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我國在2018年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的同時，服務消費已占國內居民消費的“半壁江山”。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服務性消費逐漸取代商品性消費的主導地位，幾乎是居民消費升級的必然趨勢。當前我國居民服務消費增長態勢迅猛，占比提升正追趕歐美國家，直接反映出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的持續趨勢。此外，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目前不到1%，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由2006年65.2%的近年峰值持續下降至2019年的不到33%。種種跡象均已清晰表明，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促使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的國內大循環積極轉變。

三

　　供給體系不能有效適配和滿足國內需求是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循環面臨的主要問題，供給側是國民經濟循環難以有效暢通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須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戰略方向和最大推動力，通過著力提升產業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服務化水平，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多層次、差異化、個性化供給能力，不斷滿足居民對優質商品和服務型消費的需求。同時，要抓住擴大消費這一擴大內需戰略基點的主要方面，挖掘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的國內消費潛力，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圍繞打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各個“經絡”，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共同發力推動構建國內大循環體系。

　　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提升我國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擺在首要位置，突破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瓶頸，以核心技術攻關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改變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國際分工格局。

　　一是在充分發揮我國新型舉國體制的基礎上，對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重大戰略性、基礎性技術問題展開科研攻關，強化共性技術和前瞻技術的研究基礎與能力。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公立機構在基礎領域的創新孵化作用，有效發揮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應用領域技術創新、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方面的主體作用。著力改善實體經濟企業的融資環境與融資渠道，切實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此基礎上，構建覆蓋官、產、學、研的產業創新網絡與全社會協同創新攻關的體制機制，以創新網絡鏈接修補產業鏈，彌合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鏈接缺失，提高科技創新效率與科技成果轉化率。

　　二是立足于我國產業布局存在差異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情況，科學制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空間布局規劃，健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在引導各地區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優化產業布局的同時，充分挖掘產業結構區域間梯次轉移的空間潛力，積極培育內陸地區承接沿海地區產業遷移和延伸的能力，推動區域間特別是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產業鏈與供應鏈的協調鏈接，構建并拓展基于國家經濟安全、防范外部市場風險的我國全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戰略縱深網。建立健全確保區域間政策協調和協同開放的各項體制機制，為建立在區域間產業互補和供應互補等生產分工與經濟聯系基礎上的國內大循環提供關鍵的制度保障，為內陸和不發達地區依托借助國內大循環參與融入國際大循環、推動實現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提供必要的平臺支持。

　　抓住擴大消費這一擴大內需戰略基點的主要方面，以增進民生福祉為目標，著力構建民生改善與經濟發展協調聯動的長效機制。通過積極探索構建與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涵蓋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弱有所扶、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建設，釋放我國龐大消費群體的消費潛力。同時，通過穩就業、轉移支付等政策“組合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夯實擴大消費的前提基礎。此外，在把“蛋糕”做大的基礎上，致力于把“蛋糕”做好，以產品的升級換代、服務質量的持續改進，不斷提升國內市場對正在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吸引力。

　　（作者：吉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王農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