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文藝創作，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不僅功能特殊，而且作用重大。從詩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共同鑄就了燦爛的中國文藝歷史星河，其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

一

　　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而文明的核心意涵就是豐富的思想積貯與飽滿的精神遺存，以及由此所蘊育和發展的道德、品格、情操、意緒，乃至永不涸竭的進取性與永遠旺盛的創造力。這是文明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更是文明所賦有的先進思想和進取精神的本質與靈魂，并由此為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造激情和永不泯滅的前進動力。這是我們的驕傲，更是我們的優勢，使中華民族早在被雅斯貝爾斯稱作“軸心時代”的公元前5世紀就站在了人類思想的前沿與社會道德的高峰，并以卓越的智慧和昂揚的精神開拓和創造了人類歷史文化的早期輝煌。

　　那么，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文化遺存中，就在文藝作品中，就在經由文化和文藝所蘊寓、傳承、浸潤、濡染而所氤氳、形成的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與民族精神中。時光荏苒，歲月悠悠，在這個過程中所鑄成的文化遺跡與文藝經典成為了中華文明的載體，成為了中華民族思想的酵母與精神的源泉。當諸如阿房宮、銅雀臺、大明宮之類“物”的豪華與豐贍已銷鑠湮滅，而中華文明的勝跡還可見諸文化與文藝之中，尤其是具有經典價值和傳世意蘊的文藝作品中。因為文藝不僅是文化的主要審美載體和主流形式，而且更能借助意趣盎然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思想具象化、精神人性化、道理生活化、品格社會化。文藝作品講故事和寫人物，始終都是以社會生活為基礎與原型的，這就使其在表達思想和揚勵精神的過程中，最容易接地氣和最便于通人脈，從而不僅更便于傳播，而且也更令人易于接受和樂于接受。而這正是文藝與其他文化形態的重要區別，同時也是文藝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為什么在文明的摶鑄與傳承中文藝總比其他文化形態更廣泛、更直接、更便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藝是通過講故事和寫人物進行藝術化、審美化、情趣化、大眾化式的傳播，而其他諸如哲學、歷史、倫理學等文化形態，則是通過理論闡發和邏輯推理進行傳播的。在文藝中，人們是滿懷審美情趣和藝術愉悅接受思想的傳播與精神的激揚的。這是一種接受，但這同時也是一種享受。正因為如此，文藝就更應該融思想于故事情節之中、涵精神于人物形象之內。否則，其故事和人物一旦缺少思想和匱乏精神，甚至是訛誤思想和委頓精神，就會對社會和人們造成比其他文化形態更大、更深、更廣的負面影響。

　　惟其如此，優秀的文藝作品，特別是堪稱經典的文藝作品，就必定和必然成為實現文化傳承和文明賡續的普遍方式與主要渠道。想想看，在世界文化與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如若沒有由荷馬、埃斯庫羅斯、拉伯雷、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彌爾頓、狄更斯、歌德、萊辛、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馬克·吐溫、杰克·倫敦、歐·亨利、海明威、貝多芬、舒曼、列賓等為環扣而所鏈接起來的一個又一個創作高峰的矗立與綿亙，那就不僅文化會枯萎，文明會斷裂，并因此而造成人類思想的湮滅與精神的萎頓。例如莎士比亞筆下的戲劇故事盡管多以伊麗莎白時代為生活背景，但所闡發的深邃思想和在人物身上所迸發的精神光彩，卻啟迪、燭照和鼓舞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世紀的人們。而這便是莎劇獲得成功和久演不衰的最大奧秘，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其著作中屢次引證莎劇中諸多人物和故事的原因。

二

　　在中國，在從先秦到現代這無比璀璨輝煌的文化長廊中，詩歌、戲劇、小說的體量、質量、價值和作用尤為顯赫而重要。孔子在以文藝施行教化之初，就高度自覺地站在君子人格美學立場上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而興、觀、群、怨所信守和遵循的，則始終都是“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2500多年后，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驍將和旗手的李大釗，則從更新和更高的目標指向上明確要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便是要在文藝創作中以優美的藝術形式和廣闊的審美視閾將先進思想和義理精神貫注其中、傳播開去，并在人們的心靈和情愫中形成觀念，鑄成性格，見諸實踐和行動，乃至產生思想感應與精神效能，以使社會生活更富于人性光彩和更具有進取力量，通過賦有先進思想和開拓精神的人強有力地驅動社會發展與歷史進步。

　　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頑強拼搏、永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和堅貞的精神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文藝具有的獨特價值和重要作用，既不可或缺又無以替代，其原因正在于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答案：“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文藝要成為時代前進的號角，就必須在藝術的形制中灌注豐富、先進、積極、向上的思想，在美的醇醪中融入開拓、進取、昂揚、向上的精神。

　　這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歷史的事實從來如此，文藝的實踐尤其亦然。唐朝是一個詩的時代，宋朝是一個詞的國度，而唐詩宋詞的興盛繁榮，正是與當時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互為動力、交相感應的。在唐人為詩歌賦予飽滿的思想容量和精神粹質的同時，唐詩更以其充沛的思想涵負和昂揚的精神粹質武裝并提升了唐人乃至后來人的情感心愫與精神境界。所以，聞一多講道：“一般人愛說唐詩，我卻要講‘詩唐’，詩唐者，詩的唐朝也，懂得了詩的唐朝，才能欣賞唐朝的詩。”為什么？因為唐詩以其所特秉的思想、情愫與精神浸潤和塑造了唐人的素質、稟性與人格。清代以降最為流行的唐詩選本《唐詩三百首》，就正是按照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標準從多達五萬首唐詩中精選出來的，從而致其無一不是在爐火純青的藝術浸潤中強烈地彰顯著純正的思想和高度地激揚著豐贍的精神。同樣，只要我們誦讀范仲淹、蘇軾、陸游、辛棄疾、文天祥等人的詩詞，便可感同身受地體悟到宋人的思想風貌與精神境界。一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這是文藝創作，這是詩，但這更是愛國思想的鼎沸與奮斗精神的激揚。惟其如此，這詩才有了純貞的心愫與剛正的靈魂，并因此使文藝創作得以自然而然地生發出正確的思想引領效能和強大的精神力量。

　　詩是這樣，小說和戲劇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紅樓夢》所寫的看似家長里短、人情世故、兒女情長、吃喝玩樂，但本質上卻是對世道人心的精妙刻劃和深刻挖掘，并常常在極富感情色彩的具象化描寫中包容和體現厚重的思想涵寓與深摯的精神內蘊。惟其如此，才使不同的讀者從中得到不同的感悟和體驗，直如魯迅所說的那樣，在《紅樓夢》中，“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而對這部小說精讀多遍的毛澤東，則從中發現了封建社會必然走向沒落和趨于滅亡的內在規律與天然合理性。此種情況，在以凸顯藝術表達和博取審美愉悅為直接目的的戲劇表演中，則往往更為鮮明和普遍。自戲劇產生以來，“高臺教化”就始終是戲劇創作和演出的至高追求。也正因為如此，關漢卿和王實甫才贏得了廣大的崇拜者，而紀君祥則以其《趙氏孤兒》首先沖出國門，為世界認識中國早早打開了一扇極富魅力的藝術之門。

　　魯迅是文學家，但他首先是思想家。正因為有了大思想家的魯迅，才成就了大文學家的魯迅。以《創業史》名世的柳青，在談及自己40余年的文學經歷與創作體驗時，深有感悟地說，做一個合格的作家，必須同時從三個學校畢業，即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生活的學校。其中被排在首位的政治的學校，是作家、藝術家厚植思想資源和培孕向上精神的重要場所與中心環節。一個合格的優秀的文藝家，只有首先在政治的學校通過考試，才有可能在創作的道路上躋臻高峰。

　　這不僅是規律，是法則，更是黨和人民的熱烈期待與殷切冀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這就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必須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以自身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托舉文藝創作的思想與精神高度。文藝要塑造人心，創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作者的思想純度和精神高度始終都是決定其作品水平和質量的基礎。“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我們要厚植中華優秀文化，激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不辜負時代召喚、不辜負人民期待，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文藝精品，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

　　責任編輯：陳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