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僅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而且建構了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開辟了自主理性、整體協調、適應變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為世界的發展提供了獨具魅力和持久生命力的“中國之治”的理想圖景。
探究其中的根本奧秘，在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將當代中國的發展有機地融入到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發展洪流之中，并形成集制度框架體系、運作機制體系、價值追求體系、內在邏輯體系、文明發展體系于一體的新型發展體系。其中，在政治發展領域，形成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新型形態，為開創“中國之治”理想圖景提供至善的政治制度體系。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歷史演進、制度原理、機制體系、運作績效等方面，綜合反映了它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質，在于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有機統一于民主政治建設的整個過程，使各方面制度和國家治理更好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利、激發人民創造，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進而將民主的價值、民主的過程、民主的績效以及民主的發展道路有機統一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進程之中。
人民當家作主最真實
“人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人民性與代表性。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屬性。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黨和國家的事業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并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新中國70多年發展史，無論是首創精神、改革精神，還是勤勞精神、奮斗精神，無不印證了發展的力量、改革的力量都來自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的道理。
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性質，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的政體形式這二者的有機結合，從內容和形式上確保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實現。從國體和政體的內容上看，人民的意志構成了國家的意志，人民的意愿構成了人民代表大會決策的來源；從國體和政體的形式上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決定了國家根本利益的走向，人民通過選舉、參與、監督、評估等多種方式，實現了對國家生活的管理。
人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代議機關，再由代議機關選舉產生國家機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在此過程中，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代表、代議機關，代表通過選舉和監督國家機關的方式，實現了人民代表的人民性和代表性，實現了人民對國家權力的管理權和監督權。全國人大代表來自全國各地和各條戰線，從事不同職業，而且全國55個少數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充分體現了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體性質，展現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充分的人民性的實質，這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所在。
“人民政府為人民”：人心政治的最高境界。中國共產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鋒隊組織和使命型政黨的內在性質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維護最廣大人民利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體現人民心聲的民心政治、人心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人心政治”的最高境界，主要體現在“人民政府為人民”上。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確保了“人民政府為人民”初心的本色始終不變。中國共產黨通過先進的意識形態、高尚的奮斗目標、嚴格的組織紀律、強大的組織體系、純潔的黨員隊伍等，帶領中國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直至最終實現人的完全解放的終極目標而奮斗。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對人民意志的高度整合和集中表達、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公正分配、對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服務，并通過法律程序將黨和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實現了黨的意志、人民的意志與國家的意志的高度一致性。
中國共產黨高舉愛國統一戰線旗幟，堅持全國一盤棋思想，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開創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國家整體發展的新格局。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這一根本目標，緊緊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謀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按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方針，保證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權，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利，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在民族區域自治地區，中國共產黨通過統籌改革發展大局，做好全局性戰略規劃，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實行對口支援制度，加強以教育和就業為核心的公共服務制度建設，逐漸開創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國家整體發展的新格局。在對口支援制度方面，黨和政府不僅創造了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項目為主的經濟援助，以派遣醫療隊、培訓醫務人才和開展遠程網上醫療為主的醫療援助，以東部高校定向支持民族地區高校、培訓中小學師資隊伍、職工職業技能培訓為主的教育援助，以雙向掛職任職為主的人才援助等對口支援新內容、新形式，而且還在東部發達省市和民族區域自治地區之間，建立省市定點包干對口支援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制度，出臺相關財稅優惠與轉移支付制度，全面推進區域協同發展與全國一盤棋發展。
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群眾路線，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厚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組織和服務根基，不斷提升人心政治的新境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標。要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目標落到實處，就必須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回應群眾的需求和愿望，密切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將回應機制、透明機制、參與機制、協商機制、協作機制、評估機制、監督機制、激勵機制等有機統一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運作的全過程，創設讓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生活管理的機制化平臺和制度化體系，全面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進而厚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組織和服務根基，最終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
人民當家作主最管用
“全過程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性、廣泛性與創新性。民主既是一種國家形式，又是一種公民參與國家和社會生活管理的平等權利。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參與國家和社會生活管理的渠道與途徑有多種多樣，而且表現為一種全過程參與的形態，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性、廣泛性與創新性，即對重大法律法規、重大決策政策、重大議題項目等都擁有事務知情權、意見表達權、規劃建議權、決策參與權、執行監督權、績效評估權等，并通過多種機制與制度設計得以具體實現。
人民全過程參與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既可以通過人大代表把自己的意愿和需求轉化為各種意見與提案，最終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轉化為國家和地方法律法規、大政方針、政策體系等；又可通過人大代表工作室制度、立法聯系點制度、聽證制度、評估制度、網站意見征求征詢制度等多種形式，將意見和建議直接提交到國家與地方決策機關，供參考、借鑒和運用。我們可以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基層設立立法聯系點制度來管窺當代中國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特質以及人民全過程參與民主政治的特點。
2015年7月，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推進立法精細化”要求，推動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確定了第一批基層立法聯系點試點單位。這種推動國家和地方重大立法等重大決策扎根社區、扎根民眾的民主參與形式的創新活動，直接把民眾和基層的聲音傳遞到權力機關，不僅讓國家和地方各項重大決策充分體現民心民意，凝聚共識，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性和廣泛性，而且為決策符合實際需求和后續有效執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充分展現了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全過程參與的創新性。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多樣化制度體系與機制體系創造協商民主的新空間。“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方式，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新形勢下的具體體現與拓展應用。
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一是創造了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民主制度形態，其領域涵蓋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領域，其程序包括制定協商計劃、明確協商議題和內容、確定協商人員、開展協商活動、注重協商成果運用反饋等環節，其特點為國家與社會多層面協商組織與協商機制、平等參與友好協商、事前溝通事中磋商事后評估、廣泛共識與公共政策的商定等。而且，這種協商民主制度形態貫穿在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不同層級、不同黨派、不同機構、不同組織、不同領域、不同議題之中，展現了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大協商戰略”。二是創造了廣覆蓋、多樣化、制度化的基層直接民主的實踐形態，主要包括以村民自治制度與居民自治制度為核心的城鄉社區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民主管理制度，以各類重大法律重大決策為主的意見征求征詢會、聽證會、民主懇談會、民主評議會、民主議事會等會議制度。
在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民主制度形態中，最為核心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表現在共同參加國家政權的建設以及相互監督上，并通過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貫徹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把協商民主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全過程。
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政黨協商，形成了諸多有生命力和實際績效的運作形態：一是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協商與監督，表現在中國共產黨自覺接受各民主黨派的監督、各民主黨派對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實施專項監督等。二是中共中央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如中共中央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等重大發展方略的意見，各民主黨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中共中央向各民主黨派中央提出重大委托課題調研需求等等，并形成了制度化運作形式。三是各民主黨派人士通過擔任國家和地方領導職務參加國家和社會生活管理，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等方式，全面參政議政。比如，中共中央根據各大民主黨派自身的專長和特點，專門委托各民主黨派就重大議題開展專項課題研究，然后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就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政黨協商新形式。
在廣覆蓋、多樣化、制度化的基層直接民主的實踐形態中，針對社區公共事務協商與處置而設計的民主懇談會、民主評議會、民主議事會等，是最受基層民眾歡迎的協商民主制度與機制。社區居民選出居民代表，借助懇談會、評議會、議事會等民主協商形式，對涉及廣大居民的社區公共事務進行對話、討論、商談、投票，形成共識后，對各項社區公共建設項目或社區公共服務的質量與水平進行全過程監督，共筑共營和諧共治、共榮發展的社區生活共同體，從而建構了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基層直接民主實踐形態。這也是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特點，即民眾通過參與身邊事的直接民主形式，既掌握了民主協商知識和技能，形成了有序的民主參與機制，又提升了民主參與水平和意識，打通了國家形態的民主與社會形態的民主的連接性、貫通性與落地性。
（作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高天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