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對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也對各國政府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將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置于首要位置，通過高效的資源補充措施和專門化的特殊保護措施，使各類主體的生命健康權得到平等保障；通過嚴格的法治保障和精準的運行機制，使生命健康權保障措施與其他人權實現方式得以協調；通過及時分享疫情信息、防疫物資和防控經驗，為其他國家控制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權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美國和少數西方國家無端質疑中國的疫情防控措施，別有用心地污蔑疫情期間中國的人權保障狀況。但事實勝于雄辯，中國政府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戰略和各項具體措施，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勢頭，使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權和其他各項人權得到了全面、協調和切實的保障，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抗擊疫情爭取到了寶貴的“窗口期”。相反，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面對迅速蔓延的疫情，沒有將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置于首要位置，放棄對弱勢群體生命健康權的平等保障和特殊保護，還為抗擊疫情的國際合作設置重重障礙，最后是自食惡果，不僅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迅速領跑并稱冠全球，給自身經濟和就業帶來巨大傷害，而且在政治上也陷入尷尬境地。
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權保障的優先地位
突發重大疫情對人權的首要威脅，就是使人失去生命和健康。生命權不僅是最基本的人權，而且是所有其他人權賴以實現的最重要基礎和前提。《世界人權宣言》第3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1條進一步指出：“生命權是所有人權的基礎。”
然而，為保障生命健康權而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會與其他人權和公共利益的實現方式發生一定沖突。例如，防止疫情蔓延的醫治、隔離和限制出行措施會對相關人員行使人身自由權構成一定限制；對感染者的流行病學調查和信息發布會涉及個人隱私權；對民間設施和物資的臨時征用會涉及個人財產權；要求企業停工停產會對經濟發展、公共福利和工作權的實現造成負面影響。聯合國相關人權文書對權利沖突下的優先排序作出了相關規定。一方面，生命權保障具有優先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意見第1條指出，生命權“是甚至當威脅到國家存亡的社會緊急狀態存在時，也絕不允許克減的最重要權利”。該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2條再次強調，“生命權是不允許克減的最高權利，即使在武裝沖突和危及國家生存的其他公共緊急狀況下也是如此。生命權對個人和整個社會都至關重要。它作為每個人固有的一項權利，因其本身的重要性而極為寶貴，但生命權也是一項這樣的基本權利：它得到有效保護是享受所有其他人權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緊急狀態下，可以限制自由權的行使，克減國家保障這些權利的相應義務。《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二條規定，因公共衛生的需要，可以對各項自由權利的行使依法予以必要的限制。該公約第四條第一款進一步規定，在社會緊急狀態下，國家可以對所承擔的其他人權保障義務予以克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國將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置于優先地位，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阻斷病毒傳播，將感染率和病死率壓到最低限度。在疫情初期，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全國普遍實施應急一級響應，武漢封城，學校停課，企業停產，商店關門，停止所有聚集性活動，社區實行封閉管理。在所有出入場所進行發熱監查，對所有疑似病人進行迅速復查與確認，對疑似病人和所有類型感染者迅速實施隔離收治，對確診患者密切接觸者進行排查，并參照發熱患者對他們進行集中觀察后居家隔離。居民出門必須戴口罩，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必須居家隔離14天。
上述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傳播。中國在短短兩周時間就使新增確診病例下降了80%；至3月13日，全國新增確診病例降至個位數；到5月14日，全國現有確診病例降至100例以下。英國《自然》雜志網站2020年5月4日發表的《中國非藥物干預措施（NPI）對新冠疫情的影響》一文指出，中國實施的城際旅行限制、病例的早期識別和隔離以及人員接觸限制和社交疏遠措施等三類非藥物干預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在中國的發展，同時也為全球贏得了寶貴的“窗口”。如果中國采取的非藥物干預措施比實際實施時間晚1周，病例可能較目前增加3倍；如果晚3周，則病例可能較目前增加18倍。《科學》雜志網站2020年5月8日發表了《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最初50天的控制傳播措施研究》的報告，對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19日期間武漢控制措施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結論是“關閉全市公共交通和娛樂場所、禁止公眾集會等措施綜合起來，避免了數十萬例感染病例”。
然而，當疫情在中國暴發時，美國和少數西方國家不僅袖手旁觀，而且冷嘲熱諷，將疫情說成是“黃種人的疾病”，將中國諷刺為“東亞病夫”。與此同時，對中國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橫加指責，稱其是“侵犯人權”和“專制獨裁”，稱武漢封城是對人權的“鎮壓”。美國政府不僅對他國疫情幸災樂禍，而且無視疫情對本國人民生命健康帶來的威脅，將經濟和政治考量置于生命健康權保障要求之上，甚至宣稱如果能把死亡人數控制在10萬以內，“就已經算是非常了不起了”。這使得疫情在歐美迅速蔓延，白白浪費了中國通過嚴厲的疫情防控措施爭取到的兩個月“窗口”期。短短8周之內，美國疫情死亡人數超過了美軍在越南戰場陣亡人數總和。截至5月18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50萬例，病死人數超過9萬人。美國紐約大學蘭貢醫學中心教授亞瑟·卡普蘭分析指出，“白宮沒有足夠嚴肅地對待美國面臨的威脅”，“信奉自由市場的保守派將意識形態置于科學之上，無法在全國范圍對疫情做出強有力的反應”。《紐約時報》2020年4月8日發表調查報告指出，對于美國專業部門提出的關于在全美實施社交隔離之建議，白宮屢次予以拒絕。美國政府在4月8日之前，已前后“浪費了70天時間”。美國政府對疫情防控不利，導致美國人民付出了慘痛的生命健康代價。然而，美國政府出于政治選票的考慮，卻把防控不力的罪責甩給中國，鼓動要對中國進行調查、追責甚至索賠。這充分暴露了自封為“人權衛士”的美國政客實際只是將人權作為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真正用心的只是自己的政治選票，而將人民生命健康權的保障當作兒戲。
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權的平等保障
疫情突然暴發導致感染者數量激增，醫院、床位、醫療設施、藥品和醫護人員在短期內出現嚴重短缺，無法及時滿足所有感染者的就醫需求。在這種特殊情境下，如果選擇優先救治危重感染者，其所耗費的資源會使更多重癥和輕癥患者得不到及時救治；如果優先選擇救治輕癥和重癥感染者，就意味著放棄對危重感染者生命健康權的充分保障，由此形成了生命健康權保障的主體間沖突。
面對重大疫情下生命健康權保障的主體間沖突，某些國家的政客提出了“放棄老年患者”的主張，美國德州副州長甚至宣稱“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美國Daily Wire新聞網主編本·夏皮諾竟然質疑疫情下美國老人是否有權活過預期壽命，提出“81歲的人死于新冠肺炎，和30歲的人死于新冠肺炎，這不是一個概念……81歲的老奶奶死在養老院，很悲慘，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就是80歲”。
然而，根據聯合國相關人權文書，包括生命健康權在內的所有人權必須平等享有，不得有所歧視。同時，對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各種弱勢群體，應當根據他們的特殊需要而予以必要的特殊保護。
中國政府堅持平等保障每個人的生命健康權，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為了解決由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生命健康權平等保障的困境，中國政府迅速調集全國資源，在短時間內轉變了資源短缺的局面，實現了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面對檢測機構不足的問題，政府擴充檢測機構，允許具備條件的三甲醫院、疾控中心和專業檢測機構進行核酸檢測，武漢日檢測量由最初的300人份迅速提升到2萬人份以上，并提供7×24小時不間斷檢測服務。面對防疫物資供不應求的問題，有條件的企業迅速調整轉產生產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測溫儀、醫療器械等物資，全國口罩日產能產量超過1.1億只；一次性醫用防護服日產能超過150萬件；手持式紅外測溫儀日產能達40萬臺；試劑盒日供應量在3月初達到近35萬人份。面對大規模收治難題，中國政府全力開展“床位擴容”。在疫情重災區武漢，在短短10天左右時間先后完成可容納1000多張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兩座傳染病專科醫院的建設并投入使用。與此同時，陸續新建一批“方艙醫院”，改擴建一批定點醫院，改造一批綜合醫院，短期內新增床位10多萬張，由“人等床”轉變為“床等人”。面對安全轉運感染者車輛不足的問題，政府從全國抽調近200輛負壓救護車。面對醫護人員不足的問題，全國30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共調派340多支醫療隊、42000多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
為了高效利用資源，武漢市采取分類收治分配機制，對確診患者集中收治，重癥送定點醫院，輕癥送指定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對疑似患者在發熱門診留觀的，繼續留觀；因床位不夠不能留觀的，由所在區轉至指定的集中隔離點。對經發熱門診CT診斷的有肺炎癥狀但暫時無法明確排除的發熱患者，由所在區送有一定醫療條件的機構集中隔離治療，與疑似患者分開隔離，防止交叉感染。各醫院利用網絡醫療技術支持，普遍開展遠程問診、專家直播、醫療培訓等服務，充分運用遠程可視醫療系統和基于5G網絡的AI輔助手術設備，部分解決了疫情期間公眾其他疾病的就醫需求問題，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醫院交叉感染。
為了保護疫情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各類群體，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發布了一系列相關文件，要求保護關心愛護處于疫情防控一線的醫務人員及其老年親屬；對受疫情影響在家隔離的孤寡老人、因家人被隔離收治而無人照料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以及社會散居孤兒、留守兒童、留守老年人等特殊群體，要組織開展走訪探視，及時提供幫助；做好養老機構、兒童福利機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精神衛生福利機構、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機構和殯葬服務機構等民政服務機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服務保障工作；加強疫情防控期間孕產婦疾病救治與安全助產；并為疫情防控期間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指南。
反觀美國，在重大疫情面前缺乏對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醫護人員缺乏醫療防護用品，養老院缺乏特殊防護。哈佛醫學院醫療保健政策教授大衛·格拉博夫斯基指出：“養老院的老人得到的資源和關注還不足一半，但他們卻占到了死亡率的一半。”根據美國媒體5月上旬收集的數據，養老院中已經至少有15.3萬人被感染，發生在養老院或其他老年人長期護理中心的死亡病例已經超過2.8萬。美國31個州超過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來自養老院。有些州養老院中死亡病例甚至占據該州死亡病例中絕大多數。在明尼蘇達州和西弗吉尼亞州，養老院中死亡病例占據全州死亡病例的80%，在羅得島這一數字為73%，在賓夕法尼亞和特拉華分別為66%和61%。這些數據表明，在重大疫情面前，美國政府信奉的并不是平等保障生命健康權的人權準則，而是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
疫情防控中各項人權實現方式的合理協調
在突發重大疫情的情境下，為了保障生命健康權，需要對其他一些人權和公共利益的實現方式施加一定限制，對國家承擔的相應人權保障義務予以一定程度克減。但這種限制和克減不應是任意的，而必須遵循依法、有限度、必要、合比例和非歧視等基本原則。這就要求在疫情防控中精準施策，盡力減少對其他各項人權和公共利益的非必要限制。
為了實現精準施策，顧全和協調各項人權的保障，中國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與機制，使得疫情防控與其他各項人權和公共利益保障得以兼顧。
為了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及時恢復經濟，保障工作權，中國實施了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策略：低風險地區實施“外防輸入”策略，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中風險地區實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策略，盡快有序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高風險地區實施“內防擴散、外防輸出、嚴格管控”策略，根據疫情態勢逐步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在取消或延緩各種公眾聚集性活動的情境下，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采取線上辦公和線上教學的方式，保證了工作、教學正常進行。為了兼顧防疫和恢復經濟所需要的人員流動，中國還采取了“健康碼”管理機制，持綠碼的人可以直接進入一個地區，持紅碼的人需要集中隔離14天，持黃碼的人需要隔離7天。為了在居家限行狀態下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給，中國廣泛實行了無接觸消費，運用互聯網+物流配送、電子商務平臺來保障疫情期間物資訂購配送支付的全部環節，避免了超市、商場、農貿市場人群聚集帶來感染風險。同時，將物資配送納入社區服務，保障生活用品安全及時送到居民家中，通過無接觸配送方式，將經過檢疫、符合防疫標準的蔬菜直送社區，解除了隔離中居民的生活保障和防疫安全之憂。
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指責中國政府刻意隱瞞疫情信息。然而實際情況是，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公民的疫情知情權的保障，為了防止出現不必要的恐慌和醫療資源擠兌，相關部門根據對疫情認識的不斷發展依法向醫療機構和社會公眾分階段發布信息。2019年12月底，武漢市疾控中心監測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向轄區醫療機構發布《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12月3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派出工作組、專家組趕赴武漢市，指導做好疫情處置工作，開展現場調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在官方網站發布《關于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發現27例病例。提示公眾盡量避免到封閉、空氣不流通的公眾場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從當日起，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開始依法發布疫情信息。在對疫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時，為了保障個人的隱私權，政府相關部門對所涉及的個人隱私信息的保護和確診病例的發布作出了嚴格的限制性規定，并對泄露個人隱私的案件依法予以懲處。
與中國政府及時發布疫情、保障公民的疫情知情權的做法相比，美國政府卻對疫情的嚴重性輕描淡寫，不斷地誤導和麻痹公眾。在短短不到100天的時間，美國的確診病例從1例猛增到100萬例，但在此期間美國政府口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卻不過是一場大流感，大規模檢測一拖再拖，隔離禁令遲遲沒有發布。
綜上所述，中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確立并有效實施了重點突出、全面協調的人權保障戰略，將人民的生命健康權保障置于首位，克服各種困難使所有主體的生命健康權獲得平等保障，精準施策協調生命健康權保障與其他人權和公共利益的實現，并為其他國家防控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權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體現了對人權的充分尊重和切實保障。而歷來慣于將人權掛在嘴邊攻擊他國的美國政府，在此次抗擊疫情的過程，卻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枉顧人民的生命健康權保障，犧牲弱勢群體，誤導民眾，欺騙國際社會，破壞國際合作，喪失了對人權的最起碼的尊重。
（作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主任）
責任編輯：劉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