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人類文明不斷取得輝煌成就，但一直未能很好地解決貧困這個千古難題。當歷史進入社會主義時代，這個難題就成了檢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試金石。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經濟制度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共同富裕。因此，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一定能根治貧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向貧困發起總攻，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從上到下盡銳出戰。依托中國特色的“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體制機制，發揮各級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落實脫貧攻堅一把手負責制，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干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干部，目前在崗91.8萬，加上數百萬鄉鎮扶貧干部和村干部，逐村逐戶開展貧困識別，對識別出的貧困村、貧困戶建檔立卡，做到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六個精準”，堅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做到對癥下藥、靶向治療，扶貧扶到點上扶到根上。最后，還要實施經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

　　優越的制度可以創造豐碩的成果，卓絕的奮斗必然換來耀眼的業績。據世界銀行測算，按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過去40年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70%以上，脫貧奇跡舉世矚目。中國的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農村，1978年農村貧困發生率曾高達97.5%，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不斷大幅下降。按照每人每年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僅在十八大之后，全國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9年的0.6%，貧困人口從9899萬人降到551萬人。今年我們必將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幫助這么多人脫貧，這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國際社會對中國減貧方案高度贊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也想根治貧困，希望能找到貧困現象的成因。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社會中，生產力普遍低下，貧困很容易歸因為生產不足。經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大發展，貧困演變成了“豐裕中的貧困”。這個自相矛盾的概念是凱恩斯提出來的，他認為導致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政府干預。這個學說風行幾十年，取得不少階段性成果，但一直未能徹底解決問題。直到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仍然認為：“貧困產生的原因是很難回答的，貧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較清楚，無須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終原因卻是模糊不清的，是一個還遠遠沒有定論的問題。”阿馬蒂亞·森之后，對貧困的終極原因的研究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西方學者似乎更愿意繞開這個問題去構建能夠自圓其說的理論體系。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能夠自動實現均衡的經濟體制，即所有商品和勞務都能按照市場價格以貨幣為媒介自由交換，每一種資源都能達到最有效率的使用，價格機制與市場運作可以帶給社會最大的福利，有關各方都能從社會上可供利用的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利益。但這樣“完美”的分析框架無法說明為什么社會中總會存在得不到資源合理配置的貧困人口。對于這一理論缺陷，有造詣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實并不諱言。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他們合著的著名經濟學教科書中承認：“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并不能答好這類倫理的和規范性的問題：我們的市場收入（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應該有多少份額轉移給貧困家庭。這是一個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問題。”

　　2019年，阿比吉特·巴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因“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研究法”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貢獻并不在于找到了貧困的終極原因，恰恰相反，他們對這個“大問題”很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應該把貧困問題分割為更小、更可控的具體問題，比如改善教學效果或兒童健康的最有效措施是什么，然后通過周密設計的實驗方法找到這些具體問題的答案。例如，他們通過實驗，發現只要對完成接種的村民獎勵一包干豆，就能把接種站所在村莊的疫苗接種率增加7倍。顯然，這種繞開大問題去關注小問題的做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理論雖然至今都沒搞通，但擋不住一些西方政治家躍躍欲試。1964年，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發出了“向貧困無條件開戰”的號召，簽署了《經濟機會法》和《民權法》，開始構建社會安全網，例如建立食品券制度（后改名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普及社區衛生中心、推行啟智計劃（促進低收入家庭兒童的教育發展）等。次年繼續擴展原有措施并推行新的措施，如醫療補助計劃、聯邦老年人醫療保險制度、頒布《中小學教育法》（規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費一半由政府支付）等。此后，政府有關扶貧的大動作仍不斷增加，如補充安全收入計劃、婦嬰和兒童營養計劃、佩爾助學金計劃、所得稅減免、兒童援助項目、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兒童健康保險計劃、醫療保險處方藥計劃、平價醫療法案等。

　　可是，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強國，自向貧困開戰以來，盡管決心很大，力度不小，措施繁多，時間超過半個世紀，但成效卻非常有限。近幾十年來，美國的貧困率一直在13%上下波動，只比1964年的19%低幾個百分點，從未降到11%以下，到2018年，貧困率是11.8%，貧困人口仍有3810萬。雖然在貨幣收入數額上，美國政府會不斷根據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情況對貧困線作出調整，但在實物消費水平上，貧困線以下的人群一直在為溫飽掙扎，需要接受政府救濟。面對這樣的局面，后來美國總統里根無奈地哀嘆道：“我們向貧困宣戰，結果貧困贏了。”

　　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首先走進位于村口的石爬專老人的家，詳細了解她家的生產生活狀況。就在這次考察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思想。上級部門很快派工作組駐村扶貧，幫助村里因地制宜發展獼猴桃種植、黃牛養殖、鄉村旅游、勞務經濟和苗繡等產業，2017年該村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石爬專老人也過上了好日子。

　　1964年，美國總統約翰遜來到肯塔基州馬丁縣的伊內茲，與當地居民湯姆·弗萊徹長談。弗萊徹是個正在失業的白人勞工，沒受過什么教育，育有8個孩子。此次談話后，約翰遜總統很快就呼吁對貧困進行一場全國性的戰爭，誓言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但弗萊徹的生活并沒有多大改觀，終其一生都要靠政府救濟維生，而他的孩子有的染上毒癮，有的進了監獄。馬丁縣也一直沒有擺脫深度貧困狀態，目前仍有3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相似的場景，不同的結局，背后起作用的正是社會制度。如上所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西方經濟學界雖然人才濟濟，但至今對貧困問題拿不出根本性的解決辦法。其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對“豐裕中的貧困”現象的終極原因是早有論述的，那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積累規律和剝削制度導致了貧富分化，即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就是說，貧困的終極原因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以要使貧困現象絕跡，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為基本特點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在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有效手段，我們同樣需要探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消除貧困的問題。

　　目前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躋身世界前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思想，為全黨全國人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指出了新方向，豐富和發展了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如上所述，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思想、新舉措的指導下，新時代的脫貧攻堅戰已經取得了無與倫比的巨大成就。

　　以中國的經驗看，脫貧攻堅決勝的關鍵在于能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在最大優勢統領之下，社會主義制度就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就能更快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就能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共同富裕。這些獨特的優勢使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成效明顯好于其他國家。所以，美國向貧困開戰的失敗只不過再次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中國的成就則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國的脫貧攻堅戰正處在啃“硬骨頭”的最后階段，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脫貧攻堅戰的最終勝利一定會到來。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陳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