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健全國家儲備體系，科學調整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提升儲備效能。這一高屋建瓴的論斷，為新時代國家儲備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當下，全球安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威脅。疫情防控工作，對各國的公共安全危機管理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無疑是一次嚴峻的大考。面對全球醫療物資緊缺的挑戰，國家儲備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國家物資儲備體系是國家儲備體系的核心，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提高應對突發事件能力的堅實保障，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健全國家物資儲備體系應從這四方面入手，多措并舉，推進儲備治理現代化，提升國家物資儲備綜合效能，更好發揮國家物資儲備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作用。

　　加強依法治理，構建國家物資儲備法律體系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法治是大國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寶，法治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骨干工程。國家物資儲備工作僅僅依靠行政手段是不夠的,還需要綜合運用法治手段，才能適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

　　從國際物資儲備立法經驗來看，主要有圍繞大宗商品、成品油、貴金屬等具體品種立法，同類性質資源立法和寬泛的大儲備立法三種模式。如美國的《國防生產法》、俄羅斯聯邦的《國家物資儲備法》屬于寬泛的大儲備立法。部分國家通過具有基干法律性質的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法來規范戰略物資儲備的基本問題并統領相關單行法規，如美國有《戰略及重要物資儲備法》，芬蘭有《國家戰略儲備法》，瑞士有《國家經濟供給聯邦法》等。還有的國家對具體儲備品種進行專門立法，如石油儲備立法，法國有《石油供應安全法》，德國有《原油和石油產品儲備法》，日本有《石油儲備法》；糧食儲備立法，加拿大有《加拿大谷物法》，日本有《新糧食法》等。

　　我國對物資儲備和調用等規定大部分散見于相關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中，缺少專門的國家物資儲備法律，立法缺位、立法位階偏低以及立法滯后等問題仍然存在。如國內出臺的《中央儲備肉管理辦法》《中央儲備糖管理辦法》《國家物資儲備管理規定》等多為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層級較低，因此要加緊推進我國物資儲備法治化，統籌兼顧、整體謀劃、把握重點，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明確投入機制、運行機制，明確底線、劃清紅線，規范政府、企業和公眾行為。制定高層次的國家物資儲備法，并對石油、礦產等若干重要的戰略應急物資儲備進行專門立法，健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綜合運用的國家物資儲備治理體系。

　　強化源頭治理，優化物資儲備品類規模結構

　　源頭治理，涉及國家物資儲備的本源需求，即依何種標準、按何種方式確定儲備何種物資，目標是要充分發揮不同功能儲備物資最大功效。如戰略物資儲備要發揮增強國家底氣實力作用，在國際上形成一定戰略威懾力；應急物資儲備要在應對疫情、地震、洪災等自然災害和其他突發事件方面起到保供給、穩民心的積極作用。

　　物資儲備需求涵蓋品類、規模、結構等內容，不同類型物資因其主要用途、綜合儲備成本、可動用儲備規模及頻率不同，確認需求的因素及權重也有差異。此外，經濟、政治、社會、環境、法律和國際等因素也會影響儲備需求。因此，雖然各國儲備物資的選定標準不盡相同，但大致主要取決于國內資源稟賦、在經濟和國防安全領域的重要性、國內資源供需狀況、國外資源獲取性等。具體來說，要多儲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物資，對外依存度較高物資，市場供求關系緊張、價格波動幅度較大物資，以及主要供應來自政局及經濟不穩定國家的物資等，也可以儲存一定的優勢資源。

　　物資儲備需求還應契合所處歷史時期，如機械化戰爭時期，石油、鋼鐵、化工原料等物資是各國戰略儲備的主要內容；進入熱核戰爭時代后，應增加貴重和稀有金屬等儲備；生化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對未來戰爭的準備和防護提出了新要求，以醫療物資儲備為例，在儲存一定數量的急救器材、常規藥品等基礎上，生化疫苗、檢測試劑等儲備也應大大增加。

　　我國儲備物資品類、規模和結構確定體系建設還需進一步健全完善。要深入研究不同儲備物資的自然、社會等屬性，通過科學建模、規律分析、統籌決策、實踐修整等過程，多部門共同協作，構建科學權威的儲備物資需求確定和動態調整機制，做好我國物資儲備目錄建設工作和保護性發展的規劃設計，合理確定儲備品類、規模、結構和區域布局，結合實際情況適時進行動態調整，從源頭上把好“需求關”。

　　提升系統治理，補短板強弱項

　　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我國現有物資儲備體系體現出多方面優勢，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項。如何給物資儲備工作打好“補丁”，提升物資儲備系統效能，需全面、動態、多角度、多層次地改革創新，從而確保儲備物資在關鍵時刻拿得出、調得快、用得上。

　　要“儲得好”。加快建立物資儲備能力調查制度，對戰略及應急等物資儲備情況進行全面細致摸底，分門別類編制產業供應鏈地圖，建立儲備大數據平臺，打破“信息孤島”，實現互聯互通，做到心中有數、管理有據；堅持“全國一盤棋”思路，加大倉儲資源整合優化力度，分類做好儲備基礎設施利用、維護、改造升級工作，健全完善現代儲備基礎設施體系；實行科技興儲，促進智能倉儲等先進技術與儲備業務深度融合；實施精細化標準化管理，推動儲備管理體系現代化升級。

　　要“輪得準”。進一步健全完善精準高效的收儲輪換機制，實現“常儲常新”。根據各類儲備物資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結合可能引起的市場波動以及充分維護百姓利益等因素，實行差別化收儲輪換管理，如應對市場波動，市場行為更多一些，應對戰爭或自然災害，政府主導行為更多一些。通過數學模型等手段，核算管理各類物資的市場價值、品質等級、保存期限等信息，為收儲輪換決策提供科學支撐，依據不同目標確定最佳收儲輪換時機，推動收儲輪換工作從粗放型、經驗型向精確型、網絡型轉變。

　　要“調得快”。效率是物資儲備工作發揮功效的關鍵，要進一步提升物資儲備管理應急“嗅覺”。通過開展常態化統籌管理和動態監控，對苗頭性問題敏銳捕捉、及時跟進、科學研判，充當發現應急調用需求的“千里眼”“順風耳”；綜合考慮出庫、運輸、儲存、配送等環節，注重現代科技成果應用，推廣智能機器人等技術手段在儲備物資調用領域的運用，強化安全、提升效率；制訂和修訂各類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加強技術培訓與應急演練，進一步完善應急保供體系，實現統一指揮、快速響應、高效協同。

　　完善綜合治理，創新理念引“活水”

　　區別于僅以儲存為重心的傳統模式，現代物資儲備是一項涉及多部門、多環節的綜合系統工程，其整體效能直接反映國家綜合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要構建統一的國家物資儲備體系，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國家物資儲備現代綜合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必須形成涵蓋綜合管理、社會參與及融合金融手段等要素的整合模式。

　　建立縱橫聯動的綜合管理模式。鑒于所涉部門和環節的復雜多樣性，新時代物資儲備管理體系應健全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科學高效的縱向管理和分級動用機制、相關部門和儲備管理機構之間靈活通暢的橫向會商協作機制，注重多元主體間的共同治理，實現中央儲備與地方儲備、實物儲備與生產能力儲備的協調互補。

　　形成政府儲備與民間儲備相結合的多元儲備體系。可通過“放管服”改革，綜合運用財政、稅收等手段，積極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引入社會力量，鼓勵發展社會儲備，同時在“藏儲于民”上下功夫，號召家庭和個人儲備合理數量的必要應急物資，形成政府儲備為主、民間儲備協調互補的多元儲備體系，一定程度上解決物資儲備“蓄水池”“引活水”問題，從而將全局性、主體性特征明顯的國家儲備與微觀、局部社會儲備相結合，既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提高市場應變能力。

　　融合金融手段，盤活儲備資產。資金是完善國家物資儲備體系的重要支撐，在儲備不斷加強的趨勢下，資金需求也在逐年增長，可考慮設立國家物資儲備基金，在國家預算中專項管理。同時，辯證地利用金融手段，發揮儲備物資商品屬性。一方面，推動實物儲備調控與相關金融衍生品相結合，探索發展儲備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手段，努力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建立風險對沖機制，在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之間協同運作；另一方面，探索運用物資儲備防范金融風險，通過定期發布儲備庫存信息等方式，合理引導市場預期，防止經濟運行過程中供求劇烈波動，推動物資儲備融入金融風險防范體系。

　　秋刈禾薪，冬實倉廩；積谷防饑，未雨綢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形勢、新要求、新挑戰下，通過加強法治建儲，改變粗放型管理方式，提升儲備效能，健全儲備和生產能力協同保障機制，增強物資儲備領域統籌協調能力、信息分析能力和應急處理能力，一定能探索出具有戰略謀劃、前瞻布局和科學精神的新時代物資儲備管理模式。

　　（作者：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物資儲備司綜合處處長、一級調研員）

　　責任編輯：陳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