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灿若星河。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彩一支、绚烂一脉，历经千年积淀，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完整的文化体系、深厚的内在底蕴、活态的传承脉络、丰富的内容样式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展现出辐射周边、影响全国、波及世界的文化穿透力和影响力，成为具有标识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推进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及黄梅戏文化等研究，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为安徽文化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安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徽州文化的精神内核，梳理演化进程，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持续提升其时代生命力，让徽州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徽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安徽优秀乡土文化的金名片。图为2025年10月1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景区游人如织。 人民图片 许家栋/摄
“徽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概念，包括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自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以来，保持着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形成了独具魅力且延续至今的徽州文化。其魅力，既源于独特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个性，又源于中原文化与本土智慧融汇而成的深厚底蕴。徽州文化并非单一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涵盖思想、学术、经济、艺术、医学、生活等多维度的完整体系，多元一体、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堪称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的“活化石”。
山水形胜孕育多元文化个性。徽州“介万山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这种“环山为障、依水通达”的地理格局，深刻塑造了徽州文化“内敛凝聚”与“开放兼容”的双重性格。相对封闭的山区环境使得徽州历史上较少受到外部冲击，宋代以后本土除了清代“咸同兵燹”之外鲜有战争，文化得以自主发展和完整保存；连钱塘江、入鄱阳湖进长江的水系成为徽州人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催生了“足迹遍天下”的徽商群体，也让徽州文化得以向外辐射，形成“核心区—辐射区—影响区”的传播格局。大山的阻隔与水路的通达，既培育了徽州人厚德载物、耕读传家的守正品格，又塑造了徽商自强不息、“无徽不成镇”的开拓精神，成为徽州文化最鲜明的地域印记。烟雨徽州的朦胧美、田园徽州的自然美、村落徽州的仪态美，勾勒出一幅清新淡雅的山水画，使其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衣冠南渡”催生中原文化移植。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移植后立地生根，以深厚根脉融入江南大地，发展而成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发，中原世家大族纷纷避难渡江南迁，是为“衣冠南渡”。徽州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理想的“避难之所”，先后因“永嘉之乱”、唐末战乱和“靖康之变”，迎来三次移民高潮。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融合，积极移植中原文化：一是血缘与地缘结合建构乡村社会。迁入徽州后，中原士族坚持恪守“尊祖、敬宗、收族”传统，聚族而居，加强管理，形成“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的局面；各宗族积极推动血缘性与地缘性融合，发展为“名族”，在延续中原“郡望”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村望”文化，所谓“相逢哪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一村一姓，一姓一村，举凡“篁墩程”、“昌溪吴”、“许村许”、“考川胡”、“三田李”等，活脱是“郡望”的缩小改进版，构建起具有汉唐遗风的社会形态。二是农耕技术革新。徽州当地土著原本过着“刀耕火种，取给山林”的生活，移民迁入后，为生存计，引进中原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艺，结合山区实际加以改进与运用，进行山区农业的系统性开发。他们改变当地农作物品种结构，推广水稻、茶等种植，至唐代时，水稻成为当地主导作物，徽州也逐渐成为全国重要茶区。他们引进中原地区发达的水利灌溉技术，开发出“堨塘式”山区农业灌溉系统，为中原“堰渠式”引水灌溉系统和“塘陂式”蓄水灌溉系统在徽州的缩小改进版。南宋曾知徽州的袁甫在《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中说：“此州农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谓之堨，凿田蓄水者谓之塘。兴工虽难，为利则广，修治不辍，灌溉甚多。”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宋代徽州已有堨1771处、塘陂2206处。三是崇文重教养成。徽州“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守礼率义，自古已然”。中原士族迁入后，积极发展教育，传播儒家文化，教化乡里、礼授社会。至宋代，徽州形成“山间茅屋书声响”的风气，“为问山中有何好，山中剩有读书人”，为文化繁荣埋下伏笔。
厚重积淀激活持续发展因子。南宋以后，徽州进入稳定发展期，其内在的历史文化积淀得以激活，产生和形成了若干标识性文化符号，构成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一是“程朱阙里”。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皆徽州，先世皆出自歙县之篁墩。南宋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度宗诏赐“文公阙里”，朱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配享“阙里”名号的人。随后，徽州人又不懈努力，将篁墩建构为“程朱阙里”，得到官方认同。深深的“阙里情结”，激励着徽州人自觉接受、研究、传播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使儒家文化价值观构成徽州人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与基础。二是“东南邹鲁”。南宋时，徽州已有“邹鲁”之誉。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学，称为‘东南邹鲁’”。明清时期，徽州“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这为徽州社会与文化的长期繁荣发展提供了沃土。三是“礼义之邦”。南宋以后，徽州人遵依朱子《家礼》，以仁爱为核心，弘扬与践行儒家文化价值观和伦理规范，要求族人“敬宗睦族”，追求宗族的兴旺，以实现“亢吾宗”；推及族邻与乡邻，以仁义为核心，倡导“比邻敦睦”，追求乡村的和谐稳定，以实现“睦乡邻”；在乡村治理上实施“礼法合治”，大行揖让之风，践行“礼为先、法为度”原则。如此，将徽州社会打造成“礼义之邦”，为徽州文化的长期繁荣创造了良好社会条件。四是“徽商故里”。南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迁，南宋王朝建都临安（今杭州）更直接促成巨大消费空间的形成。徽州邻靠临安，有新安江直接相连。徽州人把握天时、地利，将本土所产木材、茶叶、漆器、“文房四宝”等，沿新安江顺流输卖。由此，徽商崛起。至明清时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形成庞大的徽商群体，既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为徽州社会与文化的繁荣和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经济基础。徽州人王茂荫作为唯一出现在《资本论》中的中国人，其货币理念的前瞻性、创新性与徽商的繁荣有着紧密联系。
系统演进成就完整文化体系。徽州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系统演进的过程，且一直处于动态、活态的传承与延续之中，具有内在的整体性，由此培育和促导出的文化形态也具有一脉相承的整体性、系统性，形成“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的繁荣景象。在思想学术领域，形成于南宋的“新安理学”传承理学正统，尤以朱子学为宗，延续600余年。“徽派朴学”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代表清代考据学最高成就，而戴震等学者则以“实事求是”精神推动学术创新。在艺术领域，“新安画派”寄情山水，为明清以来中国山水画艺术的一座高峰，先后涌现出渐江、黄宾虹等诸多名家；徽派篆刻、徽派版画等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重要地位；徽剧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而且中国南北几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徽州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巧夺天工，展现出极高的审美水准。在工艺技艺领域，徽州刻书成就了徽州印刷出版业几百年的高品质发展；徽派建筑实现了北方四合院与南方干栏式建筑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人心中理想的乡村意象；有1000多年历史的徽派盆景，以苍古、奇特、遒劲、凝重、浑厚为特色，在中国盆景艺术界别具魅力；徽墨“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皆为文房至宝，深受历代文人雅士喜爱。在科技与生活领域，“新安医学”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名医辈出，医著宏富，传承至今，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地位显赫；明代数学家程大位的贡献极大推动了数学的普及，《算法统宗》集明代以前珠算之大成；以徽馆菜为代表的徽菜，精选料，强调原汁原味和兼顾各地口味，不仅迎合了古代人，也非常符合现代人要求。这些文化形态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关联支撑，共同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彰显出徽州人理性务实的创造精神。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文章《徽州文化：千年传承与时代新命》
（策划：魏天舒 唐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