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显著特征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特别是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呈现体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纲领化的发展态势，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简称MAGA）理念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日益成熟，成为重塑美国政治生态、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扩张的核心动力，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冲击。深入剖析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生成根源、特征表现、现实影响，不仅对于理解美国社会深层矛盾具有关键意义，更为把握国际形势演变、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提供重要视角。
2025年4月19日，美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等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现政府大规模裁员、加征关税、驱逐移民等政策。图为当日，人们在纽约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摄
当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并非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一批美国右翼政客的刻意煽动与塑造。
从经济维度看，经济全球化失衡与美国产业工人阶层利益受损，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过去数十年，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加剧了利益分配的失衡。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产业外迁、金融投机等方式获取巨额利润。反观美国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外流导致“铁锈地带”传统工业基地持续衰败，本土蓝领工人阶层普遍面临失业风险加剧、收入水平下降、生活质量滑坡的困境，陷入所谓“乡下人的悲歌”。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根据美联储2025年最新数据，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把控了全国13.8%的财富，最底层的5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2.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推出的金融救助措施过度向金融机构倾斜，未能有效惠及普通民众，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金融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他们对经济现状的失望情绪持续累积，为民粹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社会土壤。
从政治维度看，美式代议制民主的功能失灵与政治极化加剧，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创造了参与政治竞争的有利空间。一方面，美国建制派精英与选民大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政治长期被金钱利益深度渗透，选举过程与政策决策受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精英的决策取向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严重脱节，导致民众政治参与意愿低落，对传统政治精英与建制派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点，打破现有政治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美国政党之间的政治极化愈发严重。在移民政策、社会治安、医疗保障、教育改革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议题上，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长期陷入僵持，“否决政治”频繁上演，大量社会问题久拖不决，民众对两党政治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这种政治困境促使民众寻求替代性的政治代表，民粹主义借机宣扬打破现有权力结构，宣称重夺“人民的主权”，从而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挑战传统建制派政党提供了现实可能。
从文化维度看，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撕裂与“文化战争”的持续对立，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注入了价值整合的内在动力。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本是其社会特征，但近年来大量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涌入，不仅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与本土居民形成利益竞争，更在文化层面对美国主流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在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部分移民群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度较低，导致美国国家身份认同严重撕裂，激进自由派与本土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民粹主义者利用白人中下阶层的文化焦虑与认同危机煽动排外情绪，将移民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激发民众共鸣。多元文化冲突、国家认同危机与“文化战争”的叠加，为保守派白人身份认同的强化与主流白人文化的排外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述多重动因中，身份认同困境与文化冲突充分体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美国产业结构全球调整导致白人工人阶层利益受损的现象长期存在，两党政治极化与代议制民主失灵也是美国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固有问题，但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崛起，这些分散的矛盾才逐步在文化价值观维度进行重构，形成“白人工人阶级—外来移民”等二元对立叙事。右翼民粹主义将打击美国极左进步主义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其“政治正确”作为重要目标，高调倡导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是美国长期“文化战争”的最新表现形式，也是价值观领域矛盾在政治层面的集中爆发。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王栋《怎么看美国右翼民粹主义》
（策划：盛玮 审核：李艳玲）
